我记忆中的土地改革运动
印 毅
土地改革运动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在解放战争过程中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此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从网上搜索的资料。）1950年11月9日均县被湖北省委确定为第一批土地改革地区。1951年1 月8日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均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决定全县的土改工作从1951年1月开始，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丹江口简史。）土改时因为本人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不可能亲历参于，也不可能知道很多深层次的运动内幕。但那时的运动是群众性的，的确是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个个参于。因为我已经记事了，所以有些场面和事例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现经回忆，就我所知道的关于土改前后的一些情景记述于后:
一,土改前我家买了土地。
解放前，当时我们家乡除了当地几家袁姓地主有土地，一些农户种他们的土地外。还有一些 农民种的土地是均县城肖鼎新（是这个音，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佃户们叫他肖福爷家的土地。1949年，可能是肖家看到全国要解放了，就大肆变卖土地，而且很便宜。所以我们那里不少人家上当受骗。不惜借债买了土地。解放前，我父亲有一条小船，靠在汉江河上摆渡为生；我大伯靠帮人家驾船或是跑单帮搞贩运渡日。半分土地也没有。因大伯是单身一人，父亲膝下就我一个男孩。所以他们商量后就东拼西借，不知凑了几斗麦子，买了一块田，一块坡地。多少亩，我说不清楚，现在看，田和坡地加起来只多是两亩的样子。说是给我置的“产业”。因买地，当年冬和第二年春都没有米面下锅。全靠秋天父亲收的“船稞”——黄豆充饥。父亲长年在汉江边上的杨泗庙与鱼浪滩之间摆渡。凡大河两边认识的人过河，当时是不收船钱的。至到秋收后，父亲象地主讨债那样，也像讨饭的叫花子一样，肩上扛一条扁担，扁担上缠着两条家机布口袋。就在河两岸附近，挨家挨户去收“船稞”。每家给什么？给多少？都不限，多的给二升，少的给半升或一碗（10升为一斗，一斗约33斤。）迂年景好了，收的要多一点。迂荒年，各家都没粮吃，收入就可想而知了。1949年秋具体年景是啥样子，我是小孩说不清。我只记得父亲收的“船稞”，全是黄豆。那年冬和第二年春，我们全家一天三顿，除早上有时吃点红薯或红薯干外，中午晚上就是野菜黄豆面糊或者黄豆面条加野菜。黄豆面条下锅就是一锅沫。当时又没油，也没盐。我和两个姐姐大些，吃不下去，但知道家里没其它吃的，只得免强吃。两个妹妹因为小不懂事，见了饭就哭的不吃。母亲只有满含泪水哄她们。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黄豆面的味道，想起来就想呕吐。
买地的场面我还记得，但卖方是何人在场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是我们当地灯盏窝的张炳儒——人们都叫他张善人——是中人（就是中间人的意思，但当地人不叫中间人，也不叫证明人而只叫中人。）当时在我们家门口摆了一张小方桌。由张善人执笔写的“约”，那时我不知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就是买地的契约。约是写在一张白棉纸上，盖的有红手印。然后是到地里去栽“界子”。（就是界碑，但我们那里就叫界子。）我也跟着到了地里。所谓界子，就是在所买土地的有关边界上挖一个坑，再在附近找一个长点的石头埋在坑里，露出一小部分，抓两把白石灰往石头上和坑里一撒，再把坑填好就行了。栽界子时,我记得当时有大人给我开玩笑说：“你可有田和地了，长大后也要当掌柜的了”！土改时我们又分了几亩田和地，加上买的约两亩田地，至到加入农业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都成了集体的土地了。
二，我们搬进了地主家。
我从出生到记事就住在杨泗庙的河边上。因父亲每天荡船(土语,即划船,)接送渡河的客人。母亲和几家邻居一样,平常在家里准备的有点米、面、蔬菜之类的食品。偶尔有过路的斋公(到武当山上香朝爷的人)或是乘船与过路的人,也卖点饭。因此房子必需要在靠河边的路边上。可是过去汉江河基本上每年都有一次或几次洪水泛滥成灾。因此，造成我们那里住的几家人，好象每年都要搬几次家。秋、冬、春住在杨泗庙山坡下边的河边上，夏天一涨水就得搬到半山坡上。我记事后就记得搬过好几次。不过，那时的家搬起来很方便。一是没什么家具；二是因为盖房子大都是竹杆和茅草。就只有四或六根柱子和檩条是大建筑材料，柱子往土里一栽，上边的檩条和柱子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榫眼结构，而是用好几股竹篾子绞成绳子，捆扎结实就行了；椽子也是用竹杆代替，檩条和椽子之间也是篾子捆扎的；屋架搭好后，再从房檐开始用茅草或黄坡草（又叫山草）与盖瓦片一样，盖一层用篾条加草绳固定一层，直到房顶。屋顶再用小捆草压上固定就行了。四周墙壁也象盖房顶一样用茅草或花栗树枝叶编织成挡风墙。这样一间或两间房子就盖起了。我们当地人就说这房子是“金銮殿”，因为是千柱落脚。我九岁以前就是住这种流动式的“金銮殿”生活过来的。
1951年下半年，我开始上学了。学校就在下油房袁姓地主家里。到校没有书本，先生用粉笔在桌子上写了：“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两行字让我读。没几天就发了新书。第一册的第一课是“人，一个人。一个人有两只手。”最后一课是《东方红》。
有一天我看到好多人从河边船上往学校隔壁袁永号家搬运东西，有桌、椅、床、凳、大包、小包什么都有，人来人往，热闹轰轰！听大人们议论，才知是没收均县城肖鼎新等几家地主（哪些家，我记不得了）的财产要分给穷人们的。 搬的东西把袁家正房八间房子和天井院内全堆满了。袁永号当时已逃跑在外，其家人被撵到了左边厨房住去了。不久，一天下午开大会。会后贫下中农都集聚在袁家门前，一家一家的叫，喊到谁，谁就进门去领东西。至到天黑。 我们家分的有桌子、椅子、床、被子、衣服等一大堆。回到家我妈就给我穿上了一件几乎可以盖到脚背的细布长衫；戴上了一顶黑瓜壳帽子。我当时高兴的不得了，一蹦多高，到处跑着显耀自己。因为过去只看到地主袁家的儿娃子们才穿戴这种洋布的衣服和帽子。另外，还听说我们家分了一条牛腿，我心想可有牛肉吃了。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和另外三家贫雇农分了一头牛，是四分之一条牛。那牛一直由刘家饲养着，只是谁家耕地时，就先割一些青草，晚上把牛拉回家喂养一夜，第二天用一天或两天后，再给刘家送回去。大概是第二年后，那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刘家把小牛给了我们，就算是顶替了那头大牛的一条腿。从此，我家有了自己的耕牛。平常由我没上学的姐姐或妹妹放牧。每到署、寒假期，我就成了专业放牛娃了。
又没过多久，我们搬家了，而且搬进了过去我认为是“天堂”一样的砖墙、黑瓦、高门、大窗，还有楼板——当地最好的房子——最有钱的人——袁永号——袁保长原来住的房子里。过去因我妈曾给袁家几个小孩都当过奶妈和洗过衣服。所以我记事后跟妈妈一起去过袁家多次。当时在我的眼里，人家那十几步高的条石台阶、又高又宽的大门、屋里有楼板、家里有油漆明亮的家具，都使我羡慕的不得了。没想到如今自己竟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了。过去一直住的那种四面透风的破草房，一下子住进了砖瓦楼房，大人小孩都笑的合不拢觜。袁家大院现在看来是典型的清末建筑。正房是前厅后堂二进门各三大间，左右又各盖一间（经征询纪昌海的意见时，他回忆是两间）使前后连接成整体，中间形成一个天井。八间正房除后堂的中堂因供有神位，只有一个过楼，其余都是全楼板。但楼上顶层较低，屋檐处约有一米二高，只有在屋脊下大人才能直立，其余要弯腰而行，但存放粮食和杂物都能使用。面对正房的右边离正房约五米远又盖了四间偏房，是厨房、仓库和下人居住。厨房两头有门楼连接,中间也形成了一个天井。整个房屋就形成了两个四合院。厨房背后，两边是悬崖，一边由人工砌的围墙。磨房、碾道、猪圈、牛栏、柴棚、厕所都设在里边。布局十分合理。是典型的地主庄园。（详情见我写的《柳河口袁氏地主庄园》。）我们五家贫雇农分住了袁家9间半房子，厨房还有两间半仍由袁家在家的大小7口人居住。（袁永号逃跑了，加上他是8人）第二年就又把他们全家撵到一处小草房去住了。那房子也没再分给个人，就作为集体开会等场所了。1958年成了生产队的食堂。碾道、磨房几家共用，牛栏、猪圈各自一块，我家和刘、董几家又修了自己的茅坑。
三，我亲眼所见斗地主的场面。
解放前夕,我们那里国民党最大的官——联保主任袁兴斋和保长袁永号都外逃了。没逃的都是一些小地主，民愤也不大。袁兴斋旧社会人们都称他袁五爷，一解放人们都喊他袁五鳖，他家当时已没有其他人（不知他有没有儿女，有也不在老家）他出逃在外，所以在运动火热当中斗不着他。后来把他抓住了，当时是关在均县城里。临到枪毙他时才从县城押回观音堂的山梁子上，召开群众大会执行了死刑。当时我也到现场看了热闹。那次枪毙了两人。那一个不是我们附近的，我记不清是谁了。两人枪毙后，本来尸体是在山岭上的，可能是对他们有仇的人拽住捆绑他们的绳子拉到悬崖边上，推下去滚在了山沟里。我当时不敢近前，只站在老远处看到两个死人佝偻着身躯躺在山下。
第二个大地主就是伪保长袁永号。他跑到外地，后来被抓回来，因他没人命案，开始没送县城。那时我们已经搬进了他们的房子里。不知为什么袁永号押回后就关在我们右边纪昌海们的家里。开始怎么关进去的，我是小孩，根本不知道。有天，好象是半下午，突然听到纪家的小女孩和我妹妹大声惊叫。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跑过去看，我一看是袁永号，背上拴着绳子，但两只手在前面还能活动做事，手里抓的有米饭，嘴在动。（在写这篇文字时征询我两个妹妹的意见时，她们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她们说：袁是拿的一条白毛巾摊在地上，用手抓饭往手巾上放。但这个细节我已记不得了。）当时是他关在那里，饿着急了，乘无人之机，到了纪家厨房去找饭吃，结果让几个小女孩看见了，吓的大声叫了起来。纪昌海的爸爸，看到那种情况，没说话就给他添了一碗饭，让他进屋去了。不知为什么他关在那里，门也没上锁，也没人看管。他在那里没关几天，有一天开全村大会，他被五花大绑，由两个民兵押上了台，上台后民兵就把他按着跪在了台上。领导讲话后，就由受苦受压迫的贫雇农上台申冤诉苦，批判斗争。斗他时可能是土改末期了，是只准讲理，不准打人了，所以，上台去斗争他的人只是指着他脑门大骂，往他脸上吐唾沫。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他身边的两个民兵拦着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人上去一边哭着一边诉说着，后来他一手揪住袁的耳朵，叫他张嘴，袁一张口，那人一口唾沫就吐到了袁的嘴里。并且吼叫着“你给我咽下去！敢吐老子揍死你”！那次斗争后，他就被押往劳改农场去了。不知判了几年徒刑，后来死在了劳改队里。
袁永号在土改时的遭遇，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没有受太多的皮肉之苦。遭罪最惨的是他老婆。至今我也只知她姓刘，不知叫什么名字。解放前，虽然他们两口子和我爹妈岁数相当，也没有亲戚关系，但我爹妈都喊他们大伯、大婶。我当然就叫他们袁大爷和袁大奶奶了。土改时，因袁永号逃跑在外，家里就剩下刘氏们娘儿 7人。其家被抄没一空，开始被撵在厨房住，后又被撵到一间小茅草房里安身，生活艰难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由于男人逃跑了，翻了身的穷苦老百姓，在当时如火如荼、极度狂热地政治氛围中，哪管是非曲直，黑白真伪，把对伪保长——袁永号的一切罪恶和仇恨统统往其老婆身上发泄。因当时当地她家是第二号地主，头号袁兴斋逃跑了，家里也没其他人顶替。加上在当时当地她们家境是最好的，这样刘氏就成了一号斗争对象。三天两头就要斗一回。运动开始斗地主那可不是只诉苦讲理，而是武斗，一句话不对，就是打嘴巴，挨脚踹，至于揪头发，扯耳朵，往脸上吐唾沫那更是家常便饭。我当时亲眼看见过她挨斗和挨打就有几次：一次是在彭家院，开始我没去，不知斗了她多长时间，我去就看到她被五花大绑，半吊在一棵树上（纪昌海的爱人刘明芝还记得是在一棵石榴树上。）下边只有脚尖能着地，披头散发，脸上青一块红一块，胳膊上被绳子捆绑的发紫，嘴角流有血。会场一大片人有坐的有站的，另有几个人站在她周围，一个人手里拿着树条子指着她头，口中骂骂咧咧地，一会用树条照脸或身上抽几下，一会有人用脚踢她几下。我看的害怕，看了一会就离开了；再一次是我们晚上放学走到我们邻居金家对门时，看到许多人站在我们家对面的田埂上。走近一看，刘氏是头发散乱，脸色铁青，嘴巴和脸上都是血，衣服上到处是泥土，这时，人们都散开了。她正在往回家走。我走近还在议论的人们跟前才听说，下午又在斗争刘氏，要她交待家里的金银珠宝藏匿到那里去了？结果打的她受不了，就说藏在她家菜地里。就带她到那里去取脏物，并听说只挖了几棵金豆子，其它什么珠宝也没有。（是否挖的有金豆，只是听看热闹的人们说的。）还有一次是听说刘氏跳井了，我连忙跑过去看，我只看到她浑身是水躺在水井边上，她的一个女儿扒在她身上哭。（我妹妹回忆说，她看到有人把刘氏救出水井后，去了一个干部，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水里浸，浸一会提起来一下，又按下去。嘴里说：“我叫你去死！我叫你去死”！）为了搜查她家金银珠宝，听说斗她的次数不少。而且每到夜晚经常还派民兵在她们屋外偷听——人们叫听墙根。可想而知她那时所承受的身心压力是何等的沉重。我说不清是哪一年，反正是1956年以前袁永号在劳改农场病死，她儿子在家病亡，才16岁。为了活口她把最小女儿送给了一个安微还是江苏的女人，（该女人原来和我们邻居殷双义结婚，后离婚，回了老家，把养女也带走了）最近我走访了袁家三女儿，她说至今也没探访到她妹妹的下落。刘氏后来也改嫁了他人。她们一家真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
袁家是明显的地主。当时一解放就豪无争议的被斗争、被抄家了。而有些界乎于地、富、中农之间的成份是比较难下决定的。内情我不知晓，但我记得我们已搬进袁家后，还有些成份没有定。还在开会。有次在杜家沟开会，会中宣布离我们家不到一里路的李明德家是地主。马上就有几个民兵下到会场，把李明德用绳子捆了起来。连推带搡弄上了台。哪些人上台去诉苦、斗争的，我记不得，只记得会后就有许多人一齐到李家去抄家。搬粮食、拉牛、赶猪。记不清是哪个大人把牛从圈里拉出后就把牛绳交到我手上了，是我一直拉到下油房的。李明德家根本不象地主，只有三间土墙瓦房，一间偏厦。家里也没一件象袁家那样的油漆家具。不过他家有耕牛、犁耙、碾、磨齐全。是典型的富俗中农。后来土改复查又给他们家改划成了中农成份。
再就是，有一次我去当时的柳河口村农会去玩，还没进门听到有人“妈呀！妈呀！”地叫喊。进门也没马上看到叫喊的人，再一听，又抬头一看原来是楼上吊了一个人，是反剪双臂用绳子吊在屋脊檩子上。我一看是袁金保。袁金保和他哥哥袁金銮家是地主，但解放前他一直是在汉江河上驾船的，长年在外，土改时他可能是躲避斗争，没有回家，所以等他一回去就把他抓起来，关在农会让他交待什么我不清楚。因为农会就设在他哥哥们原来的房子里，三间房，堂屋只有一个过楼，左右是全楼板的，所以他吊在左边楼上，在堂屋里看的很清楚。他在上边痛的直叫喊，楼下有干部、有民兵。只听他们说：“你老实交待了，就放你下来”。袁说：“我说，我说，你们放我下去，我一定说”。民兵就在楼下，把绳子一松，他就躺在了楼板上。下边的农会干部就说：“你说呀”？袁停了好一会才哭着说：“我真的没有呀”。那干部就说：“再给我吊起来”。民兵在楼下一拉绳子又把他吊在了檩子上。他当即痛的象杀猪一样的叫喊。呜！呜！的大哭起来。我看的害怕，就出门走了。后来不知怎么处理的。可能没有挤出什么油水，就把他放了。因为我不久就看到他自由了，但他家的船被没收了，从此就在家里种地。
四，我母亲偷偷给地主家送东西。
在那非常年代的非常时期，穷人家分了田和地、房子和财产，彻底翻身解放了。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向一切地主阶级作斗争的崇高阶级感情和火一样的政治气氛，教育、感染着每一个人。见了地主就象迂上了瘟疫一般，唯恐躲之不及。就是那些虽是地主，但在旧社会只是有几亩地，比穷苦百姓富裕一些，而对穷人百姓很好的人，也是如此。看到他们挨斗，被打，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象袁永号的老婆刘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妈多次对我们说：“人家老刘可是个好人，虽然她们有钱、又有势，但对我们穷人百姓，对长工、短工可好啦。说话活气，一点也不霸道，生活上和帮工的下人们一样吃喝。哪家穷人有难处了找她，她都是背着袁永号给钱或给粮。我们家就得过人家不少好处。有几次听说我们家没吃的了，她就装一小口袋米或面，让我拿回家度日；你们姊妹几个穿了好多他们家小娃子半新不旧的衣裳和鞋袜。那都是她看你们遭孽（受罪，可怜的意思）送给我们的”。可在土改时为了让她交出金银珠宝（实际上也证明她家确实没有。据后来传说是袁永号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把金银钱财都挖坑藏起来了，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袁永号也不知道。后来他得急病突然死了。袁永号想找也没找到。1958年大跃进，修丹江水库，说我们那里是淹没区，很快就把我们几家撵走，把房子给扒掉了。 1964年丹江水库蓄水前，社员刘福星在袁家屋场边，也就是后来我们家的厕所的坎边上，挖树疙瘩，（是一棵臭椿树，我们上厕所时，伸手就可以摸着它）挖出了一水缸东西，可能就是袁家的财宝。但刘本人第二年就病死了（人们都说是发横财，烧死了）其家人是秘而不宣。至今仍是一个迷。）她是惨遭其苦，也没一个人敢明说她不该斗，不该打，而可怜她。我妈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明里不敢说，只好在暗中接济她们。我记得，我们搬进袁家过头一个年，三十中午，我们几家翻身的农民家家都放了鞭炮，吃了团年饭。我吃罢饭到门口去玩。那时袁家还住在他们的厨房里，看到他们两个小姑娘坐在她们门口的门墩上，一边一个，小点的（可能是五岁）手里还在端着碗吃饭，我不敢近前，但在远处就看到她碗里是红薯，两个人都眼巴巴的望着我们的门口。中午过年，我们都吃的是好饭好菜。她们吃红薯。我当时就感到她们怪可怜的。所以记忆也特别深刻。三十夜，我们全家都在家里烤火，我看见我妈妈拿了一只小篮子,里面装的有东西,上边用一块布盖着，叫上大姐一路出去了好一会才回来。我悄悄问大姐：“做啥子去了”？大姐小声说：“妈给袁家送吃的东西去了，叫我去望风，免得让别人看见了”。土改多年后，我有一次笑问我妈：“土改那年三十夜，你给袁家送了些啥好吃的东西”？母亲大笑起来：“我咋只送那一次，我给他们送过米、也送过面。过年那是头一次，正在运动头上，我怕被人看见，出门就吓的慷慷擞（发抖）爬围墙时把炸货（油炸的元子等）也泼了一些到地上。（袁家住的厨房地面要高出后院地面约两米多,厨房后窗下有一道一米二左右的围墙，只有上到围墙上，才能够到窗台）我开始敲窗子，他们可能怕是民兵听墙根的，也不敢开窗子。我也不敢大声叫。所以过了好一会，他们才把窗子开了，把东西接进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赶紧跑到那里把弄泼的红薯元子拣起来，我怕被别人看见，会给他们找麻烦。”接着母亲又说：“唉！人家过去对我们不错，这只是其一，主要是看他们几个娃子跟你们一样大小（他们六个小孩前五个和我们家一样四个女孩，中间一男孩。但每个都比我们五人要大1--2岁。最小的大概是两岁。）几个娃子都吃过我的奶，就象我亲生的一样。那时他们没吃的，都饿的黄皮刮瘦，我心痛，又不敢公开去过问他们，只好在黑夜里给他们送一点东西。那时候有啥子？我们也穷的可怜，那年过年我们全家7个人也只割了几斤肉，煮熟了给他们了一块，炸的红薯元子和麻叶等一样给他们抓了一点。给他们送米和面也只多是一次挖二升了不起。”母亲的善良，使我终身受益良多。
四,我们斗过“小地主”
在那翻天覆地，改朝换代的火红岁月，从社会最低层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翁的穷苦百姓,欢快之情无以言表。同时也深深的感染和影响着我们这些当时才懂人事，不暗世事的小孩子们。有一件当时认为是好事，后来以为是笑话，现在却感到十分遗憾和内疚的事情,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那就是看到大人们斗地主老财不让小孩子们参加，在小孩们心目中地主们的小孩也是坏人。也应该去斗。当时在我们那个院子里，上学的只有三个男孩,最大的叫殷保先，小名保子，大我五、六岁；另一个纪昌海，小我两岁。毫无疑问，保子就是我们的领导，我们是他的跟屁虫。我们三人不同年级，但上、下学都是一起往返。有一天是星期天，殷保先因为大些，家里叫他上山去拣柴禾烧。扛了钎担、拘绳（钎担是农民专用于挑麦稻和柴草的工具；拘绳是三股细绳合成较粗的绳子，约两三米长，一头有一个经过挑选的自然形成的木勾连接在一起，在捆扎柴草时方便省力。）和镰刀要上山。看到我和纪昌海（写此文时征询纪，他说已没印象了，殷保先已去世多年）就叫我们一块上山去玩。不知他是有准备，还是无准备，当走到袁家才搬进去的房子对面（袁家是先从正房被撵到厨房，后又撵到李家的一间破草屋里，离原来住处有近一里路）他对我们说，你们看袁家地主们现在还在家睡觉（当时门在关的），走！我们斗争他们吧。说着我们就跟着他到了袁家门前。保子就大喊：“好哇！地主老财，你们过去不劳而获，剥削穷人，现在还在享清福，太阳出来好高了，人家都上坡做活去了，你们还在家里睡懒觉，快滚起来，做活去”！我们就跟着保子学，他说什么，我们也照着瞎吆喝。我们在外喊叫，她们家二姑娘——东子（至今也不知她大名叫什么）开了门，站在门口，看到我们仨个小娃子，保子还是她们的亲戚。就怒视着问：“咋啦！谁睡懒觉了？我妈早就下地做活去了，你们多管闲事”。东子当时也只十二、三岁。在她们姊妹中她嘴巴最厉害，当时她怕大人，我们这些小娃子她不怕，就和保子对着吵。她和保子你一句，我一句的吵，我和纪昌海也不知说什么好了。保子见东子敢犟嘴，就把拘绳解开，对我们说：“狗日的地主不老实，还敢犟嘴，来！把她给我拴起来，吊到树上看她老实吧”！东子还是嘴不挠人。保子比她大一两岁，又是男娃子，上去就把东子拉出了门口，用绳子把她双手反背着拴了起来。东子也不反抗，但嘴里说：“你拴吧！你拴吧！拴死了算了。我死了，你也不得好死”。保子就把她拉到房子右边一棵桐子树下，把绳子头架在树叉上说：“你再不老实，老子吊死你”！说着就拉绳子，东子的双臂就抬了起来。一个小女孩那能经受得起。这时她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但嘴里还在骂。这时她姐姐才从屋里出来，一手拽拘绳，不让保子拉，一边恶恨恨地指责妹妹：“你犟，叫你犟！吊死你活该”！转身对保子说：“你别和她一般见事。我们一会就去做活。你们快去拣柴吧”。说着就把东子手上的绳子解掉了。袁家大姐比保子大几岁，又是亲戚，保子见了她，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上山拣柴去了。当时自始至终，他们另外四个小孩没有露面，但他们都在屋里。他家男孩，叫礼娃，我们还是同学。过去，我一直把这件事当成是小孩子们闹着玩，当玩笑看。认为斗地主是天经地义的好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国家政策地转变；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后来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小孩游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那时的地主娃子在身心上所承受的痛楚已经是无以复加了，我们就是在他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土改以后，他们几次搬家，离我们远了，加上我参加工作、参军远离了家乡，从此再也未见过他们姐妹。至到1984年在丹江的汪大沟有事，听说袁家东子就住在挖断路附近。我就询问过去。果然看到了她。可我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要是不说，谁也不认识谁。在交谈中，我提到：“小时候不懂事，你家是地主，我们斗争你，你还记得吧？”她面带微笑：“唉，都过去了，提不得。”说着脸色就暗淡了下去，把脸转向了门口。我本想说一句，对不起，请原谅的话。可我怕勾引起她的伤心事，又怕她说我是虚心假意，不原谅我。只好把话题转移了。后来又见过一面，只说了几句话。到1997年秋在坝上帮人卖柑桔正好在她家对面，我又去看她时，门在锁着，打听邻居，说她已经去世好长时间了。至今我也不认识她的家人。故人永逝，儿时的恶作剧。肯定伤透了她的心。仅借此文，说声：“对不起，你谅解！”以慰故人吧！
有关土地改革时期的一些零星记忆还有许多，比如宣传教育工作，那真是热火朝天，有戏班子唱戏；学校组织的宣传队扭秧歌、打花棍等形式宣传土改以及抗美援朝，我们都参加过。还比如土改队员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等等，这些现在都还有一些印象，但只是一些星星点点的场面，具体内容都记不太清，回忆不起来了。就不再追述了。
作者: 印 毅 (湖北省丹江口市物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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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6日
（此文已于2010年《丹江口文史资料》第十辑上发表。当时是和大跃进见闻合在一起的。此次我又作了部分修改并把它分成了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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