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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此有了“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也有了极左的大跃进行动。全民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在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起来。至到1960年冬才开始纠正。
   1957年夏，我小学毕业,因家贫，没有参加中学考试，就辍学回农村，成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员。虽然那时还处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对当时的政策形势都只是一知半解，对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现在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来说，我必竟算是个亲历参与者。现就我还记得的一些小事，记述给未有身临其境，切身体验过当年那种幼稚狂热和动人场面的青年同志们。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如何宣传、贯彻总路线、大跃进的？我说不清。因为那时我才16岁，是个半劳力，大人们就没把自己当大人看待，开会什么的对我来说只是可有可无。只记得当时,所到之处,在很多社员家的墙壁上和一些路边的崖壁、石坎上，都有用白石灰水刷写的大标语：“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超英，赶美。”等。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大干、巧干、加油干、一步跨进62年！”当时心想，过了62年可就好了，就是共产主义了，想要啥，就有啥了，那真好。这条标语至到1965年，我在武昌南湖武汉军区农场劳动时，还在一面砖墙上看到了。针对这条标语,我还和战友们笑谈过62年的大好形势。
   1958年的大跃进,我觉得从57年秋就开始了.因为那年是我从事农业劳动的第一年.从秋收开始，收割、打场都是日夜加班。秋种毕就接着挑圹（修堰圹）、修渠、改田治地。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到工地上，天黑定了才往家里走。吃罢晚饭就九、十点钟了。真是农谚说的：“黑夜饭，二更半。”改田治地和挑圹，大多数是生产大队统一行动，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现在看来就是“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只有地处本生产队的社员才能在中午回家吃饭。而其它生产队的社员就要靠送饭和自带干粮。1958年正月初五，各公社都抽调有大批男女劳动力奔赴官山，修建官山水库，我也是其中的一名民工。工地上的艰苦条件和饱满的劳动热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民工都住在木杆和柴草搭建的工棚里。大部分睡在地上草窝里，象排红薯母子一样,因为每人只带有一床被子,大部分是两人合伙睡,一床当褥子铺,一床盖上边；在少数草棚里用木桩搭起一排架子，上边铺上柴草当床睡，那就是最好的了。伙食方面，主食基本能填饱肚子。但根本没什么下饭菜吃。我记得从家走时每人都由家人用酱豆掺豆腐丁、萝卜丁炒在一起。用一个小土陶罐装着，和行李、工具一起挑着上的工地。开饭时就打开那罐,以此菜下饭。生活艰苦，但劳动起来干劲十足。工地上全靠手挖，肩挑，人抬。没有人叫苦。干劲冲天，人人争当先进，个个力争上游。号子声此起彼伏，不绝於耳。早春时节，天还较冷。但一上工地几乎没有人不脱棉衣的。印象最深的是官山还是盐池河公社的一个脖子上长了很大一个瘾疱的人，天天都赤裸着上身,只在脖子上套一个垫肩(是一种劳保用品,园形,有草帽大小,中间有一个脖子粗细的园孔,整个垫子象纳鞋垫一样纳了一遍,用时往脖子上一套前边有个开口,有绳子拴住，是过去长途挑担的人必备的。有垫肩可减少扁担对肩膀和衣服的压磨。过去商店有卖的，现已绝迹。)挑土。工地上的广播经常表扬他。我在工地上劳动了半个月就回家了。
    5,6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正是夏收夏种时节。生产大队叫我和另一位复员军人到县里开会。现在也记不清会议名称是什么了。反正是青年会议。主要内容是，宣传青年人要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夺取农业高产。记忆深刻的：一是当时请了谷城县的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人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如何种丰产试验田的经验。说他们种的小麦，靠深耕、密植亩产几千斤（具体几千斤记不得了，好象是三、四千斤。）二是到均县城外的三元宫农场参观。第一是看了机械化生产，就是看了一台前轮小,后轮很大的拖拉机在耕地,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拖拉机；第二是看深耕，看到的是地里用铁锹翻了一片示范地。那根本不是深耕，而是深翻，一锹一锹向下挖到一米多深后，把后边的土翻到前边。要这样的话，如果把一亩地全捣腾一遍，需要多少劳力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没看到人在挖，只看到前边一片翻过的地和一条半人深的一道沟。带领参观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与会参观者介绍说，这就是深耕。只有深耕才能夺高产等等。
    那年大概是夏收后开始了大锅饭,吃食堂。各家一律把家里的粮食上缴到公共食堂。不准开小灶。我才帮粮所收完夏粮，晚上看粮库，白天在生产队食堂当会计。每顿饭按人下多少粮，都要过秤，上帐。（我不懂，也没人教我，所以根本没什么帐本，只用一个白纸本记一些流水帐。）每天早晚大多数都是浠饭，中午是干饭。就中午炒点南瓜或茄子菜外，就没什么菜吃了。我只在食堂呆了约半个来月，就到供销社上班去了。但一天三餐仍在家里吃饭。只记得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伙食还可以能吃得饱。但到后来就越来越差了，每天根本吃不饱。我妈在上缴粮食时，偷着留的有一些没缴完。估计不少家庭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实在饿极了，就夜晚偷偷在家做点面条或面糊给我们吃。也有一些老实人家，把粮食全部上缴了，那就只有挨饿了。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当时的凉水河区改名叫火箭人民公社。在全公社内到哪都可以吃上饭，而且是不要钱的，只给一张火箭人民公社的用餐券就行了。我在没进供销社前，当时大队干部让我送信到凉水河。并给了我几张用餐券，对我说：“你走到哪里，吃了人家的饭，给这个就行了。”我来回两天在公社和路上吃了几顿饭，就凭那券算付了饭钱。所谓的用餐券，就是用油印机印的二指宽的一张白纸条，上边有没有印章我记不得了。印象中，我们那里的食堂只吃了几个月就撤了。因为秋末冬初，我们的房子和食堂的房子就已经给拆掉了。1959年的春节我们全家就是在河边上原来周家开饭店的两间破草棚里渡过的。估计我们那里是因为房子扒了,食堂也就散了.其它地方仍在坚持。因为到1960年春，我已调到凉水河区当通讯员（这时火箭公社改成了凉水河区，下辖人民公社）。有次要往老均县城送文件。因我才学会骑自行车，就向领导求骑自行车去。同意后第二天没吃早饭就骑上子车跑了。走到现在的石鼓镇白水河那里就饿的走不动了。那里有个食堂，我向食堂会计买饭吃，他说：“你给半斤粮票，我得花一个劳力去凉水河买粮，划不来。”我说：“你就当我是个要饭的，给我一碗总可以吧。”他说：“食堂是集体的我当不了家，你到前边石鼓街上的食堂去，他们卖饭。”我到石鼓一问，人家就说没问题。我就在那食堂吃了饭后才跑到县城的。说明那里食堂还在。再就是那年春因天灾人祸，到处没吃的。当时区的领导成天忙着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个公社用葛根哪还是榆树皮制成的一种长约3-4寸，一指头宽，条状的可吃食品，送到区里，说是人造肉。当时的区委书记王金鼎高兴的拿给区机关的干部们品尝说：“好，好！这能吃，是个好办法，让其他公社也学着做。”当时不知是县里指示，还是区党委决定，所有区直单位的食堂全部关了门。把干部的供应粮交给附近几个生产队的食堂，和社员们一起吃饭。也说明那里的食堂是从1958年开始就没撤。区机关就在高湾生产队食堂吃饭。每天三餐都是浠饭或面糊，开始连青菜也没有，只搞一些可吃的树叶放在浠饭面糊里，没油，但有盐。后来有了一些青菜。当时，因为我是通讯员三天两头不是到县城、就是到各公社、大队送信，所以在食堂吃的时间较少。至到夏收后，各机关才恢复了自己的食堂。当年7月底我就参军，离开了家乡。凉水河的食堂什么时候全撤了，就不清楚了。
    1958年秋收秋种还没结束，大炼钢铁运动就开始了。9月1日丹江口水库开工，当时一部分男女劳力到了水库工地；一部分青年到南障县挖矿石；余下的大部分劳力，不分男女都到西河口和陈家沟炼钢铁去了。生产队只剩少数全劳和多数弱劳动力（那时评定的，一天给10个工分的为全劳动力，以此类推9、8、7、6、5……分，5分以下为半劳力或为弱劳力。）在生产队挖红薯,搞秋播等.白天忙地里，打场、交公粮这些事都是夜晚加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时人民公社是强调一大二公，全社一盘棋，各方协作。我们供销社和柳河口粮站，说是两个单位，实际上象一个单位。谁忙就帮谁。大炼钢铁时供销社也特别忙。因为吃食堂了，绝大多数社员都把家里用的铁锅拿到供销社当废铁卖；把家里很好的家具，桌椅、板凳当柴禾卖。有些家具还是祖传的古老样式，放到现在可能是文物了。有的是把锅和家具砸烂了挑去卖的；有的是完好的挑去卖的。我们分店的胡全龙是老同志，有经验，就叫我们对那些好锅、好家具不要再破坏。收购价也不按废品收（那时一斤废铁好象是一角二分钱；烧火的棒棒柴是每百斤七角五分）多给几分钱。好坏锅和家具也分开放置。向县社上调时，好的也没让调运。结果，到年底也记不清是食堂撤了,还是允许做小锅饭了。没锅和需要家具的人家又开始往回买。那些锅和家具又加了点价，全部卖出去了。供销社白天忙，当时柳河口粮站的皮合文，只要有空就去帮忙。吃饭也在一起。等到收秋粮时，生产队绝大多数是夜晚加班交公粮。老皮就安排好，哪天由哪些队送粮。每天晚上，我是在供销社看门，老李和老胡就去帮老皮收粮。大概有半个来月，只要不下雨,每天都是到凌晨一、二点钟才结束。有一夜，他们去收粮，我在店里整理布票和零钱，到一点多他们还没回，我瞌睡的不行，就上床睡了。他们约两点多收摊回店，开始敲门，我听不到，大声喊也听不见，就用收粮维持秩序用的土广播喊，我仍未醒。他们说，喊叫了有半小时。后来绕到后围墙那里，扒上围墙，用广播对着我睡的房间的窗户喊，我才惊醒。他们都说我：“你的瞌睡真大，土匪来了，把供销社抢完了，你也不会知道。”从那以后，当时的负责人李才富经常喊我，“瞌睡大王！”
   我没有亲自参加过大炼钢铁的劳动，没见到过那种热火朝天的炼钢铁的场面。但因为大炼钢铁需要大量木材。各生产队都是有力的出力，有物的出物。我们生产大队有几片花栗树林面积大，而且树大树高。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大批社员在那几面山坡上砍树，伐的伐，运的运。不久几面山坡都被砍伐的光秃秃的了，所有木材都运到了炼钢工地，化为了灰烬。我见到那些伐木的社员全凭肩扛，人抬。个个的衣服被划破的露肩露肉。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大姐和大姐夫把两个大些的孩子放在家里，由老奶奶照看，背着两岁多的小儿子到西河口去炼钢铁，在工地上小孩无人照顾，自己爬到了火坑上烧伤了。他至今身上还留着伤残。
   大跃进时期还有两件匪夷所思，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和不可思议的事。我至今也不知原因为何？一是1958年冬突然把我们下油房8家人的房子给扒了。把我们几家撵到别人家的厨房或牛圈去住。开始我家被撵到河边上原来周家开饭铺盖的两小间破草房里住，1959年的春节我们就在那草棚里渡过的。后来因那房子实在是又漏又透风，才又让我们搬到纪家的两间牛圈住下。至到1962年我家才重新盖了自己的房屋。拆我们房屋的砖瓦、木料等也不知用到何处去了？后来怎么补偿的，我也不清楚。二是柳河口的千年大柳树，硬是用炸药给炸倒了。该树的木材，也不知作何用处了。以上的事情，当时是哪里的文件精神让搞的，是哪些人奉命具体执行的？可惜，在我没有写这篇文字之前，没有留意，也没多想，根本没想过找这些人问个究竟。现在再找,却为时已晚，因为,具我所知的一些人现都已作古了。的确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