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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6年5月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那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给全国党政军民带来沉痛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本人是一名亲身经历者，而且是以一名响当当，硬邦邦，理所当然地革命者身份参与运动始终的。在那个年代里，虽然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一切经历都是平凡而又平常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却又感到它又具有一定的特别意义。不管它是正面或者是反面的，它都属于历史事实，是不可抹灭的客观存在。
   “文化大革命”十年，本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军人、军代表、地方干部。尤其是参加“三支两军”，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四年七个月中，所经历的种种，更使我终身难忘。现仅将此段时期的片段回忆记述如后：我的文字，不管它对我们的后代能否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但起码可以让他们知道一些当时的历史实况。
    一，参加“三支两军”进入省革命委员会。
  1968年，我是一名军队干部，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地图档案库（部队代号是197部队）任助理员。5月下旬的一天，部队领导给周火炎、梅家松和我谈话：“组织上决定抽调你们三人参加军管”。我们都很高兴的接受了任务。二十六日离开应山（为备战库房建在一个大山沟里）前往武汉。报到地点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招待所——洪山路十三号楼。上午报到后，我们三人仍分在一个房间里。下午，所有抽调的人员到齐开会，才知道我们这批一共有50多人。主要任务是搞专案。临时单位名称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专案小组。抽调的人员都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司令部直属单位的团、营、连、排军官。工作职能有两个：一是负责指导全省的专案工作；二是具体办理原省委、省政府管理的干部中，所立专案对象的专案。
     1，担任信访接待工作。
  我在专案组还没开始正式工作,就叫我到政法组去了.当时湖北省革委会成立时，下设只有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和政法组.。报纸上对外公布只有98人。所以，我到政法组时，该组只有5人。组长是空降兵15军参谋长梁仁魁。我在政法组上班，属于专案组的人。到政法组的主要工作是和另两名空军干部，（一位是团级，一位是营级）每天轮流在挂革委会牌子的那个楼——即原省政府办公楼（新成立的革委会几个组都在洪山路11号办公）值班，接待上访和接转外调介绍信等。当时，因为到处都在抓牛鬼蛇神，揪叛徒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每个单位都立有专案对象。都需要外出调查。所以，接待任务十分繁忙。每天接待上访人数，有时多达几十，上百人；转介绍信上百份。到政法组转介绍信的都是省直机关，大专院校出省调查材料的。大部分是在原单位开出的介绍信上签个“请某单位接洽”或是“同意外调”。盖上“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调查材料专用章”就行了。少部分是要重新开的。只要是省直机关的很快就可以办妥。比较单纯，简单。而上访的问题却非常难办。到政法组上访的都是牵涉到冤假错案方面的，疑难问题。接待上访工作有两方面：一是信访，这在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般的都批转回上访者所在的县市或者地区革委会处理。少数是用电话通知有关单位派人到省政法组汇报处理。另一个就是本人亲自来访。这些来访人中又有几种情况，一部分人你给他（她）解释答复或者让他们去找那个部门后，就马上离开了。有一部分人是问这问那或者非要你给他一个明确答复，甚至要你给他写个文字根据才行。而当时的信访规定是：只听只记，多解释，不写任何东西。所以只好一再做解释工作，磨嘴皮子。又不能发脾气。那些人往往找你三四次最后看实在不能按他的要求办了，才罢休，不再纠缠了。还有一种就是打持久战的。仅举一例便知：我到政法组搞接待的第二天，就有一位光化县的妇女，叫汪明荣。申诉她的儿子（不是她的亲生子，是她后夫的前妻所生）死亡问题。她儿子是光化县食品公司的职工。1966年，文革运动中死亡。光化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结论为自杀。家属认为是造反派暗杀。我们头一次把他的材料签转回襄阳地区革委会。让她回襄阳解决。其实她早已多次找过了。襄阳地区已经复查过，不是暗杀，结论也是自杀。她不服才到省里去的。我们就专门让襄阳地区和光化县政法组带材料到省汇报。也认为原结论不错。我们就只好不理会她。她也识相，看我们忙的时候，她不言语。我们一有空闲，她就坐到了你的办公桌前，    有时给你说个这理由，有时给你提个那问题，有时说你们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等等。她也不骂人。我们每天上午上班、下午上班。她也准时到办公室。有时，她还会帮我们打扫卫生，倒开水。六、七、八三个月内她只是隔上半月或二十天，就有几天，不知她是回家了还是到那里去了。不去找我们外，是天天如此。我们问她在哪里吃饭？住在哪里？她回答说：“要饭。住在火车站”。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当时因各地区县，市革委会都已成立。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有所好转。所以，上访的，转介绍信的也少了许多。接待上基本都是我一人应付。这时，汪的态度突然变了。她不管你有事无事，有人无人，一直纠缠着我，大声吵闹。叫我干不成事。我就交待，大门上站岗的警卫战士，拦着汪，不让她进门。因为，她在那里搞了几个月，卫兵都认识她。谁知她采取在我上班前或下班时在门口拦截我。见了我就拉着我衣服，又哭，又闹。说我们官官相护等等。我没办法，后来，我上班就绕道，从后门进出。不让她看见。过了两天，她又知道了。就站在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的大路上拦截。让我连办公室也进不去了。我只好找梁组长汇报。梁才决定，让警卫连把她送到汉口收容站。先看管起来。再打电话叫光化军管组派人把汪领回去。我搞了三个来月的接待工作。汪陪了我三个月。九月份政法组又成立了一个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我去了清档办。几个月后我在革委会大门口，又见到了汪明荣。她笑着和我打招呼说：“我又来了，非找到底不可！”我说：“那你继续吧。”就赶快离开了。不知她后来找出个名堂没有。
     2，清查敌伪档案工作。
我在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以下简称清档办）工作时算起来不短，约一年另六个，但实际上工作只有八个来月。原因是到清档办不久，大约是十月上旬，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县以上革委会所有党员委员和非党员副主任大会（实际上就是全省党代会）。那时是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中都有相当一部分造反派头头担任副主任有的甚是主任，可又不是党员。所以，当时的会议，不叫党代会，而叫革命委员会委员大会。会议议题很多。但主要是选举出席全国第九次党代会的代表。我抽在大会安全保卫组。我们工作人员，从会议前半个月就到位了。我们保卫组提前对大会的主会场和参会人员的住地都进行了全面检查及安保部署。同时，还对上述地点所在地周围的社会治安等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并向当地公安派出所进行了安排布置。正式会期原定二十天，结果还超了几天。会后工作人员放假休息了几天。还到黄冈县林家大湾林彪的家乡去参观。然后又开总结会。因此，历时近两个月。这是其一。
  其二是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全国进入“斗、批，改”，落实政策，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要求，一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地落实“斗、批、改”任务。当时，省革委会成立了几个工作队，进入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进行“斗、批、改”试点。我又抽调到省革委会驻黄陂县蔡店公社农村工作队。6月份进入，11月份结束历时半年。
  省清档办没有具体的业务。主要是指导、检查各地、市、县的清档工作。当时，在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各地市县层层都建立有清档组织。重点地区，如荆州、恩施、咸宁等地区，都从部队抽调了一批解放军老战士，直截参加清档工作。把所有档案馆的敌伪档案资料，按规定的范围，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翻阅。凡发现在旧社会担任过地方保长以上，军队连长以上职务的敌伪人员，统统列出线索名单。提供给有关单位“清理阶级队伍”时使用。解放以后，不少敌伪人员，特别是一些有重大罪恶的敌伪分子，隐姓埋名，躲藏异地，混迹于人民群众中间。通过“清理阶级队伍”的确查出来不少。
1968年底以前，各地县才开始进行清档工作。省办的工作就是抓组织落实。刚开始，省办分成了几个组。分赴各地检查，督促落实情况。我当时是和湖北省军区的两位科长，老闵、老李三人，于十二月份，到郧阳、襄阳两个地区及郧县等地进行检查。历时二十几天。1969年上半年召开了全省清档工作会议。全省的清档工作走上了正常。六月份清档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我又被抽到省农村工作队，到黄陂县蔡店公社去落实“斗、批、改”工作去了。年底才回到武汉。1970年春节刚过。我就离开清档办调到了审批组工作。
    3，在审批组工作的日日夜夜。
1970年1月31日，党中央发了一个《关于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刑事犯罪分子紧急通知》。当时，都称其为“1，31”文件。各级革委会都相应地成立了组织机构，就叫“1，31”办公室。贯彻落实。按照“1，31”文件精神。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刑事犯罪分子，该杀的坚决杀掉。可捕可不捕的，坚决逮捕判刑。并且把死刑判决权下放到了各省。这样以来，任务最重的当然就是公检法机关了。当时，公检法已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是军管。省、地市军管的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军管会；县级为某某军管小组。当时，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是两块牌子，实际上和一个机构差不多，可又不是完全统一。那时的检察院机构完全废除了。审理案件中也没有检察这个程序了。湖北省公安厅，那时，在省军管会内由侦破组取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由审批组代之。省政法组和省军管会也就相当于现在的省政法委员会。贯彻落实“1，31”文件。为了加强办案力量。大约在二月底三月初，具体时间现记不准了。我就调到了审批组。
我到审批组一报到。组长就给了我一件死刑案件。让我复核。因为，我过去在地方，在部队从来没有办过案。更不要说这人命关天的大案了。我当时要求跟其他同志学习学习再说。组长说：那有学习时间，现在都是一人顶几人用。我们都是边干边学的。简明扼要地给我讲了一下案件复核的有关问题。并说：“你先看案卷，挑毛病。一边干一边学，办一个案下来就会了”。我办的第一个案子是武汉市军管会报省的，案由是阶级报复。罪犯叫田森华，地主出生。借‘文革’之机到处打砸抡，搞阶级报复。我阅卷后，首先向小组长（当时，军管会下设审批组。审批组又分一，二，三组和办公室。我属一组，受理孝感地区、武汉市的案件。）汇报了案情及阅卷时发现的问题。组长叫我先提审一下犯人看看情况如何再说。我要求派个同志协助我，并教教我。他说的很简单：“你就按你阅卷发现的问题去问就行了”。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到了武汉市军管会。他们派了一位同志陪我去看守所提审犯人。我就硬着头皮，装着内行的样子，让他记录，我提审。开始看到犯人，特别是想到面前是个死刑犯，心里还直跳。幸亏我列的提审提纲比较细。稳定了一下情绪后，就按提纲来问。没有在外人和犯人面前出洋相。接着，我在武汉市内和田森华的家乡河南省确山县多处进行了外调复查。组里多次研究，这个案子一直未结。主要原因是牵涉到“文革”群众组织打、砸、抡、抄，武斗，闹派性与阶级报复很难分清等等一些政策性问题。领导决定先放下，拣较容易的死刑案先办。因为，运动刚开始，要先落实公审一批，尤其是要先杀一批，以造声势。
  第一个案件还没结案，就又接手了第二个案子。两个案串插进行。加上经常参加组里的案件讨论。业务上相对就比较有了很大进步，也自信多了。第二个案件也是武汉市上报的。是现行反革命案。案犯王安祥，男，47岁，湖北新州县人，地主出生，原来是一名教师，因要偷渡香港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开除了学校。后又因漫骂、污辱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被投入湖北省第二监狱劳动改造。这次又因上述罪行，武汉市军管会作为死刑上报到省军管会的。
我阅卷后，第一印象就是此人是个神经病。我到了第二监狱和王的老家。找了主要证人和原办案人员了解情况。王本身是个残疾人，小时候从他妈妈背上跌到地上，跌成了前胸凸后背驼。而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文化水平不错，写一手好字。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地主身份是受打击排害的对象。对社会不满是可想而知的。1962年他偷着跑到了广州，具说是想去台湾，找他姐姐和姑妈，二人的丈夫都是国民党大官。结果被抓了回来。从一个教师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下变疯了。成天什么事也不知道干，就坐在村子里。一是嘴里不停的骂共产党分了他的田，没收了他家的房等；二是用粉笔或树棍或者石头等等在墙上，地上到处乱写，“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宋庆龄和林彪睡觉”-------等等。后来判刑，到了监狱。他仍是天天如此。
   我在复查中，重点找了一些关于他患有精神病的证据。向组里汇报过案情后，我强调说，王确实是个真疯子。我是外行，原来没办过这方面的案件，不好说应不应该判。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也认为，王的精神病是真的。但他是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而疯的。他为什么不骂他爹他妈。说明他的地主阶级本性未改。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疯子。当时，我们一般汇报案件的程序是：小组成员一人汇报全小组都参加。审批组组长或副组长一人或两人听取。有时，军管会分管审批组的副主任李检察长（湖北省军区军事检察院）也直截参加。这次，我汇报王的案子他也在场。他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说：“这种人对共产党真是恨之骨了，真正的政治疯子。留他也是一个祸害。该杀！”就这样判了王安祥死刑。
  那时，要杀人不象现在，要提前宣判，给犯人上诉时间等程序。但当时也有一个提前宣判的形式，不是让罪犯上诉，而是提前给犯人打招呼，表示仁道；再就是怕万一搞错或疏漏了罪行，给犯人留一点最后多考虑的时间。看犯人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表情。一般是提前三天。对王的宣判是武汉市军管会进行的。那天我和组里一位女同志老朱一路，因为其中有她办的一个女死刑犯。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一间审讯室里。宣判的同志站在桌子背后，我和老朱坐在桌子侧面。就我们三人。当两名战士一边架着一只胳膊把王架进屋后，宣判人说：“王安祥，现在对你的罪行进行宣判，你听好了”。王：“嗯，嗯”。了两声。罪状念完后，又问：“听清楚没有”？王还是：“嗯，嗯”。又问：“判你死刑，立即执行。你有什么话说”？很大声音，连问几遍。王才抬了一下头说：“要得，要得”。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但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来。
  王安祥要是现在他死不了。他死在那个特殊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审批组工作前后时间近三年，实际上不到两年。因为其中患肺结核病两次住院就有九个多月；抽调去搞杨道远专案有两个来月。是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的日子。对我的工作能力，尤其是独立工作能力锻炼提高都是很大的。1970年3月至71年2月。我一个人单独办理死刑案件4起，2人枪毙。其中一件是当时我的家乡均县解放后最大的盗窃案。县百货大楼被盗60块手表一案。此案省革委会常委决定判处死刑。布告都已印好。均县革委会关于召公判大会的通知都已下到了各单位，第二天的大会会场都布置好了，连收尸用的棺材匣子也准备了。由于罪犯所在单位丹江铝厂的上级单位——丹江口工程局上告。最高法院出面干预。后又改判死缓。颇具戏曲性。也是我一人回均县办的——这里不祥说。请看本人《均县解放后最大盗窃案改判的内幕》一文。和其他同志共同办的案件也有好几起。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武汉市纺织机械厂的女工杨军碎尸案。
  在审批组工作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一生中最忙碌过的日子。由于人少事多，任务重，而且紧急。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经常干通霄。天天夜晚吃加班饭。那时加班，夜餐补助费，每人每晚三角钱，二两粮票。每到夜里十二点钟后，到食堂就是一碗鸡蛋或者瘦肉面条。除了外出办案，一个人或两个人单独行动外。在家时，从来不分你是哪个组，我是这个组。审批组领导统一指挥。当时，在我们内部，天天都在讲杀人，杀人。因为当时，其它案件都不管，专挑死刑案子办。布告也是由审批组统一印刷。全省同一天在不同地区召开公审大会。记得有一次，打字员因夜晚加班时间长了，打出来的呈省军管会讨论案件报告。把一个判死缓的，打印成死刑，立即执行。后来其他同志校对发现了。引起了一场笑话。说审批组杀红了眼。连打字员都敢杀人。那种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日子持续到年底才慢慢松驰下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革命干劲，确实难能可贵。的确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人人公而忘私。当时人们平常喊在口头上的一句毛主席语录叫：“斗私批修”！当时，不论军队或是地方干部，都是齐心协力。工作从来不讲轻重，不计报酬，不找组织上的麻烦。只讲贡献，不计个人得失。再忙没一个人有怨言，并且都感觉心情舒畅。
    4，短暂的杨道远专案工作
由于工作繁忙。1970年10月1日，爱人生第一个小孩。我就没敢向领导请假，回去照顾她们。过了一个多月后。一批案子结了，领导主动对我说：“小印，我们知道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宝贝女儿。当时工作确实离不开，辛苦你爱人了，你告诉她，我们对不起她。为了工作不要生我们的气。你现在去办公室看看有郧阳地区的案子没有？有案子，你就去办，顺便可以回家看看你的女儿。但在家不能呆的时间长了。”
    我当时非常高兴的到办公室去了。一查看，正好有郧阳地区上报的有个死刑盗窃案。再看，还是我老家均县的。我向领导说了一下情况后。第二天就带上案卷回家了。在爱人上班的檀山公社边抱女儿边阅卷。一个星期后，我就返回了丹江。记得是四天就把案子办完了。没有再回家，就直截回了武汉。案子汇报后，写好了审理报告。已进入农历腊月。组里安排探亲休假。办公室的小汤对我说，郧阳有个死刑案子。我就向领要求：回家过了年可以顺便到郧阳办个案子。领导同意后。我就在武汉先把案卷看了一遍，拟好了复核提纲。才回的家。在家过了元宵节后，去的郧县，县里派了一位同志，我们一道到了龙门公社。这次办的是一个报复投毒杀人案。罪犯陈景星，为报复邻居，把毒投进了被害人家晒的红薯粉里。结果是被害人平安无事，其一对儿女误食后死亡。案情还算简单。证据确凿。罪犯也是供认不讳。所以在龙门调查了证人，看了现场等必须要做的一切工作后。返往县城提审过犯人等事项后。我就直截返回武汉了。我一到单位。领导就说：“你敢快准备好汇报工作，提前起草审理报告，尽快把这个案结了。你也不要接手新案子。另有新任务。没过几天。领导就通知，让我去杨道远专案组。
杨道远河南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文革时期武汉市第二大造反派组织——钢二司司令部的司令。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结合为副主任——就现在的副省长。全国有名的人物。由于派性十足，一再和党中央，省革委会唱对台戏。六九年，因他们搞所谓的“反复旧”运动。在北京办了几个月的学习班。因为他是没有分配的大学生。按中央的意见，把杨搞在江西安义县一个军队农场劳动锻炼，等待分配。因为，我当时只是一名一般的军代表，加上在杨专案组时间短。现在也说不清当时是为什么？1971年春又把他搞出来审查的。我到专案组时。其他人员早已开始工作了。年前杨已被专案组从江西带回武汉。住在省公安厅院内。专案组只有六人。组长是武汉军区政治部的吕科长。看管杨的是二十九师部队的一个班。由一名排长负责。战士们对杨二十四小时监护，给他端饭送水。不准与其交谈。一般情况下，不准他出屋。让他在房间里写交等材料。有时只可在小院内散散步。夜晚房间也不准灭灯。战士们和杨都在公安厅食堂就餐。我们专案组的办公室和杨的住处是在一个院里，相距有二十来米。组内分工有内勤，外调两面个组。组长和内勤负责攻心和材料整理等。外调组任务很多。我在专案组只做了三件事：其一是，报到后的当天，领导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有关情况，就给了一些资料看。第二天就下达任务——外出调查。第三天，我就和小李出发了。外调地点刚好是到我的家乡，而且是我爱人工作的均县凉水河区。（爱人也是刚从檀山公社调到区供销社，还没分住房，暂在旅社安身。）到那里去是找原华中师范学院的学生王彩珠——文革时新华师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成立革委会时是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是和杨一个观点的造反派。此时，王已从学校分配到他爱人家乡凉水河中学任教。当时，省领导的意思是先看看王的态度。如果态度好，愿意站出来揭发批判杨道远的错误。就让王和我们一块回武汉。我们多次和她谈话，也可能是看在半个老乡的面子上，她表面上态度很好。但对问题总是避重就轻或者说根本不知情。明显的有抵触情绪。离调查提纲的要求甚远。我们只好让她写了几份材料。就回汉了。
  第二件事是，回武汉没休息，就又和小李一起，先到南京降落伞厂找原“武汉钢二司”的组织部长，是个女的，现在记不清姓名了。好象姓宋。找她与王彩珠的目的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收获。在南京时，我的腰痛病发了。走路就非常艰难。要是在家一定去住医院了。因为领要求尽快完成任务。我只能咬紧牙关坚持。南京的事完了以后，我们又转到江西省安义县。对杨还保存在农场的行李物品进行清查。杨从武汉到江西时把所有的衣服书籍和资料等装在一个大木箱里。说是木箱，实际上是个大木柜。具说是用起重机吊上汽车的。当时，我清点，小李登记。书一本一本地翻；信函、日记本等都要详细翻看。我们两人搞了两天。清查完后，我们只带了他几本笔记本和一些信件回汉了。
回武汉大概只有三天。也就是四月下旬。组里又派我到陕西省旬阳县。.原来和我一起的小李另有任务。组里又抽不出人手来。后来找来了武汉测绘学院的军代表——武汉军区警卫营的张连长配合。我们自武汉经过丹江。我就没回家看看。到旬阳是找原武汉“钢二司”的情报部长李莉（是个男子，他的原名记不清了。李莉是他搞情报的代用名。）任务、目的和找前两人是一样的。但要求的很紧急。因为，当时省革委会已决定公开批判朱洪霞、任爱生、杨道远等。所以，我们走之前领导一再要求抓紧时间，不能耽搁。并事先约定，如李太度好，愿意揭发批判杨。就马上给家里发电报说：“情况进展顺利。”不好就说：“差”但都要等到回音才能行动。旬阳县革委会打电话把李莉从几十里外的深山沟，请到了县革委会招待所。也是多次谈话，没有收获。我们当时和王、李等谈话，并没有公开说，让他们站出来揭批杨，只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材料，让他们证明那些是事实真相。从中来看他们的态度如何。这是事前领导交待的。所谓态度好坏主要是我们来判断。外调是以我为主，主要还是我的意见为准。“五，一”劳动节，我们是在旬阳过的。那天，我们在招待所等李写材料。上午，我发现有时吐的啖里带有鲜血。当时就到县医院去看病。医生听了我说的情况后说：“可能是肺结核，但要作个胸部透视才能确诊。我们医院的X光机坏了，做不成。你到铁道兵十师医院去做吧。离这不远”。当时十师在那里修襄俞铁路，师部驻扎旬阳。下午，到那里一透视，医生说是肺结核。就要我在他们那里住院治疗。我说，我有任务在身，要回武汉。他就给我开了一个星期的针济和口服药。也不在钱。因为军人在全国都一样。
李的材料写好后。认为他的态度不好。就向家里发了电报。接到复电后。因张连长没去过西安，想绕道西安回汉。我就一人经丹江，回家住了两天就返汉了。第二天，我把情况向领导汇报后，就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其间，杨道远、朱洪霞等在全省巡回批斗。还到了丹江。我出院时。杨道远专案已近尾声。就回审批组了。回去后，我一边上班，一边吃药。1972年3月下旬，我为复核一个案子。一连二十多天，跑了孝感、云梦、应城、汉川和汉阳几个县。中途又开始咳血。四月初回汉，一检查，结核病又犯了。当下就又住进了医院。十二月出院时，大批军代表正在结束军管任务回部队。我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回到了部队。结束了四年多的军管工作。————————
   二，军管期间所接触的一些领导琐忆
  在省革委会工作的几年里，因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大领导。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人是当时湖北省的一二三号人物，不是说每天能见到，而是经常都可以看到。特别是经常听他们的报告讲话。曾思玉讲话老是脱离稿子。一讲就没个完，超时限。刘丰讲话还比较干脆利落。张体学是经常讲话不要稿子。在没有见过张以前，我对张的印象特别好。因为，1966年造反派批斗他，说他是保皇派，死保王任重。他说，他要保到底，王任重所犯的错误他都有份。可是，他站出来工作以后。每次听他的报告，都是说，这错那错都是王任重的。他都是正确的代表。尤其是在全省县以上革委会委员大会期间。当时解放夏世厚（原副省长）和赵修（原省委宣传部长）出来工作。开的是一个小型会议，不到百人。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张在会上大讲自己怎么正确，王任重怎么坏。对我的印象特别深。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张体学平易近人，这是没说的。1968年的时候，省革委会几个组都在水果湖洪山路十一号楼办公。我们经常在门口或走廊里遇到他，他常常主动与一般同志打招呼。69年春节前，省革委会招待“三支两军”的军代表。实际上也是全体工作人员大会餐。除曾思玉，刘丰没去外。省革委会的领导基本上都参加了。张当时，一个桌，一个桌的和我们每个人都握手问好。席间又到每个桌前祝酒。
姜一，当时解放的较早，革委会成立时，就是常委1969年6月他任队长。我们是坐一辆大客车到黄陂县蔡店公社，宣传中共九大会议精神，落实“斗批改”任务的。他工作认真，细致，深入群众。他是队长，本应该住在公社就行了。可他不住公社而住到了生产大队。他当时说是要和林木森住一起，有时间和老友好好谈天说地。实际上是能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当时，我就分在林木森任小组长的那个大队。姜和林住在一家社员家里。头半个月，我们都是在一起吃饭。每天换一家。姜是北方人。每次吃饭时，他都爱说，他们山西的小米香，棒子面甜。后来，我们又分成两人住一个小队。才和他们分开。但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天里，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和气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成天笑咪咪的，对谁都是笑着说话。布置任务也是商量的口气。
  林木森，五十年代就是省粮食厅的厅长。文革前任省农村政治部主任。在蔡店，林除开会，回武汉外，多数都在队里。当时，任务很多，步骤安排很紧凑。每次安排布置工作他都讲的很详细，想的非常周到。非常认真。我们都十分敬佩他。和林在一起工作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队期间，有一次两个外地人找林了解他在当兵时的一个同事的历史。林回忆后，在写证明材料时，一是时间长了记不清；还有几个人的名子也记不清。他就一再冥思苦想。那两个外调人急着要走，叫他马虎一点算了。林当时就说，那怎么行，历史问题一定要慎重，你们既然找到我，我一定要对组织负责，还要对同志负责。后来他硬是想了几个钟头后才写的材料。外调人走后，我说，你们老同志干事真的认真啊。他说，你不清楚，他们了解的那个人，我们从分开后再没见过面。他们了解的问题也不给我讲明。我说错了，很可能就害了人家，冤枉了好人。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一苟的工作作风。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很深，受益良多。遇事总爱把他当镜子。
  梁仁魁，是空降兵15军参谋长。是我参加军管后的第一位直截领导。第一次见到他的感觉是严肃，古板。时间一长，才知道他是一个面恶心善的长者。我在政法组工作的三个来月。他主要是忙上边的事。对组里的几个工作人员的工作，他过问的很少。会议也很少开。具体事都由张院长（湖北省军区军事法院）负责处理。张院长当时连个副组长也不是。但工作负责而且认真。其他同志也都非常自觉。但在有些重大问题，非得梁组长说话或处理时。他确实果断。前文我讲的光化的汪明荣纠缠的我上不成班的事，我当时把情况对他一汇报。他只考虑了几分钟，就对组里的惠民同志说：“老惠，你打电话叫警卫连把她送到收容站。让光化来人把她领回去。让光化军管组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能让她再来了”。
  军管期间的第二位直截领导是清档办的主任李耀忠。他是湖北省军区的一个处长。1969年下半年已任命为荆州军分区政委。他是一位老革命。外表不象一位首长倒象个农民。平常和他相处，总是有说有笑。布置任务也是商量的口气。待人和气可亲。文革中不准打扑克和麻将牌。但可以下象棋，军棋和跳棋。李处长在业余时间喜欢和同志们一起下跳棋，而且棋艺不错。和他在一起工作与生活真的是其融融。
  第三位领导姓解，（现记不清他叫解什么功）他是1938年参军的个老革命。军队级别早上去了，是13级高干。但职务只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科长。1970年提升为后勤部装备部副部长。军管会成立，他就是审批组长。解组长个子不高，却很肥胖，肚子老大，所穿的军裤也是改装成背带式。但他很喜爱运动，经常和年青人们一起打乒乓球，羽毛球。他的烟瘾很大。那时，因为他是高级干部。部队供应他的是大中华牌香烟。他一买都是几条。有次办公室的同志帮他打扫卫生。他的字纸篓里几条空烟合。有个人看到烟合好看，想拿一个去玩。结果看见里边还有一整合烟。
  省军管会分管审批组工作的副主任李检察长（湖北省军区军事检察院）。外表不像大领导，为人平和亲近，和一般同志说笑，玩耍，非常受同志们尊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工作。但工作上严肃认真。1969年秋召开全省革委会委员大会。他任大会保卫组组长。我就抽在那里任组员，在汉口黄浦路兵站，吃住都在一起，工作了近两月。他分析问题入骨三分，看问题全面深刻。工作经验十分丰富。我非常钦佩他。
  审批组的副组长章雅珊。是武汉空军政治部检察员。1971年提升为政治部下面那个部的副部长，现在记不清了。他是个大个头。他负责组里的案件审理。头脑清醒，逻辑思惟特别强，对案件中的一些细节从不放过，对所有环节必须环环相扣，符合逻辑才罢休。他喜欢运动，他的乒乓球技，全组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长张思卿。他在文革前是省检察院的一名科长。文革时，检察机关彻底砸烂了。他们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他比我早一两个月进的审批组。在办公室工作。负责文字方面的工作。有人给他开玩笑，说他的字写的像不健全的人一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不怎么好看。组里所有大型文字材料都是他写的。而且写得快。当时他也属一般办事员。对同志和气可亲，彬彬有礼。1976年，我转业后，有次出差到武汉。顺便去了一趟省高级人民法院。见到了几位原来的同事。他们都非常热情的和我打招呼交谈。这时，张也去了，别人介绍说他已当了副院长。他见后和我握了个手，就说有事走了。我就觉得他的派头和过去不一样多了。
    三，文革中的轶事趣闻。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不要说没有经历的年青人们现在听了不相信。就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切身体验过的人，现在再回过头去看看，想想，用现在的眼光和头脑去衡量一番。也真正感到：人们当时是多么的单纯，善良，朴素和愚味。那时正确的东西，现在成了错误。当时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却成了笑话。这里，仅将本人亲眼所见，切身经历过的几件小事叙述给读者。仅供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吧。
   （一，）宗教式的个人崇拜。
  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人们对毛泽东主席无限热爱的朴素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个人崇拜。当时，“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做到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每天早上向毛主席请示，晚上向毛主席汇报。饭前，工作前都要读毛主席语录，接电话，甚至在大街上问个路等等等，都要先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仅举一例，1967年4月我和一名战士到北京运地图。我们到了总参测绘局大门，我掏出介绍信上前递给卫兵，他突然立正，敬礼。口中说：“为人民服务”！那时在武汉还没有这一套。所以，我当时一愣，几秒钟的时间，我恍然大悟，赶忙说：“斗私批修”！那战士才伸手接过介绍信，看后放我们进门。星期天去故宫，当时,每道大门上方都像天安门一样悬挂着毛主席像，只不过像框小些。每到一处都要正立，行军礼。那一套基督教式的崇拜活动，现代的文章小说，影视作品常常当作疯剌，笑料出现。所以说是世人皆知的事了。但是，那时在政法战线上，办案件工作时的崇拜方式，可能就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了。我没有做过调查，也可能当时只在上层流行，还没有到县以下，就因林彪的死亡而告吹。因为，我印象当时流行的时间比较短。记得1970年3月份我到审批组的头几个月，办案说话还比较随便。大约是夏天开始的，有一次参加讨论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犯罪事实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具体作案手段是书写反动标语和传单。当办案同志汇报到罪犯所写反标的具体内容时。领导不叫说了。让他把案卷拿过去给他看。他边看边神秘说：“这是五字反标，这是七字反标。”当我们都在迷糊时。他把案卷举起来让大家看。我们才看到上面写的是“打倒毛泽东！”“打倒中国共产党！”两条醒目的批动标语。这时，领导又说：“大家看到这两条反标了。今后汇报案子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直截念出攻击领袖和共产党的内容。有几个字，就说几字反标就行了。因为犯罪分子写出来，就犯了一次罪。不能经我们的口再第二次重复犯罪了。那样敌人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帮了敌人的忙，上了敌人的当”。从那以后，凡遇到案件中涉及到的反动口号，反动标语，反动剪报等等。人们都不敢，也不能随便念，随便说了。汇报案子时，只说是几字反标或者几字口号。有的几十字，甚至几百字的反动文章，就只说反动语言很长。让领导们自己看。我前文说的——办那个精神病案，最后定为政治疯子，给判了死刑的王安祥，到处乱写乱画，嘴里不停地漫骂共产党，毛主席等等一切疯话很多很长。当时，汇报，又不能直说。只有叫领导们自己看。几个人一人看一遍，就化了很长时间。出于对我们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在当时这些做法，从我内心的讲，只是感到内容太形式化，太烦琐了。却根本不没有认识到是什么个人崇拜。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幼稚可笑得很。
    （二，）“三支两军”，军人一统天下。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支两军”是“支工，支农，支持革命造反派。军管，军训”。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条件下，采取的一种强制性，临时措施。把解放军推到第一线，担任主角。支持工农商学，各行各业维护秩序，搞好生产和工作。对国家机器的重点单位实行军事管制。但是，由于林彪是军队之首，加之他的别有用心。所以，当时把军队位置摆的太高太显眼太特殊了。诚然，军管部门，当然是以军队为主。可在那时，简直到处都是军人的一统天下。我们进入省革委会时，上层领导不用说了，主要头头是军人。而其机关内层层职能部门军人都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少部门，完全的百分之百。我在政法组时，青一色人军人。清档办只有一名打字员不穿军装。到审批组时只有不到十人是地方干部。至到1971年下半年才逐步从五七干校回去了一些地方干部。那时，真是军人包办了一切。
  在社会上“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穿绿军装，戴解放帽。是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服装。确实是全国绿一色。当时，作为一名解放军的确感到无尚荣耀。处处受人尊敬，被人羡慕。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很不自在人感觉。国家对解放军的优惠待遇，从解放后至到今天，只乘坐车船时，有军人候车（船）室，可以优先买票，优先上车（船）。还有享受半价车（船）费。可是在文革时，一些地方的政权机关和群众组织，为了标榜拥军爱军，就想方设法在那些公共场所，搞出一些优军措施，以示对解放军的热爱。例如看电影，逛公园军人半价；商店有军人专柜；到饭店吃饭，也有军人优先不排队的。我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春节爱人到武汉探亲。我们抱着小孩到汉口四季美餐馆，吃小笼包子。那时不象现在，买东西不排队。我们去时，吃包子的人已从店里排队到大门外。我就排在队后。这时马上过来了一名服务员拉着我的衣袖，叫我上二楼，先买票。并说：“解放军同志，你没看到我们那里写的有牌子吗？”我一看，果然有一块‘解放军优先’的牌子竖在楼梯口。我们当时就在服务员的热情指引下，上了二楼。在‘解放军同志优先’的餐桌上，优先吃了一顿小笼包。
   （三，）集会游行之最。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会游行特别多。那时真是家常便饭。我敢说在当时就是世界之最。每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召开大会，到街上示威游行一番。这是文革的特点，是“大鸣大放大辨论大字报”四大赋予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就不说了。当时除了军队，还不包括军队院校和文化单位。层层单位，甚之几个公民，在一起，一商量。就可以马上成立一“战斗队”，做几个袖标戴上，打上“战旗”，上街游行一番。我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这些军队代表，当时在部队也不允许成立什么战斗组织。参加军管更不允许“闹派性”。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但以革委会名义召集的集会游行也是不断地，经常地进行，我们是非要参加不可的。那时，凡是革命节日统统要集会庆祝的。“五一”，“国庆”节这是没说的。，临时，如毛主席新发表一篇讲话或一个什么新指示。只要中央广播电台一播发。那些革命群众组织，听后几分钟就可以上街游行庆贺一番。而政权机关革委会则要认真组织一次正规，大规模的大会庆祝。会后也要上街游行一圈子。我们这些军代表，当时在省革委会工作，绝大多数的家都不武汉市内。家在市内的，也只能星期六回去。所以，都吃住在机关内。每次召开大会，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员。一声号召开会，谁也不敢说不去。再忙的工作也得放下。由于我们是在省革委会首脑机关工作。所以，不论是召开群众大会，还是上街游，都是在其它单位前边。当时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横幅招牌，凡集会游行都举在会场前边和队伍的前列。开会游行在前排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醒目，看得真，听得清。坏处是要认真守纪，先到后走。我记得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晚上中央电台广播后，省革委会决定第二天上街游行庆贺。我们都是半夜接到通知。第二天天不亮都起床，到预定地点排队。真正的游行时间只多一个来小时，而排队等候起码有三四个小时。1969年国庆节，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口设主席台检阅。我们也是早上天不亮就从武昌出发，到新华路那里排队。下午一，二点才结束。每个人都搞的精疲力竭。
   （四，）正规军怕红卫兵。
  1968年5月中旬，我还没有参加军管前不久。我们部队驻地——应山县的一个小山沟里，突然开进去两辆大卡车。上边坐满了人。哨兵阻挡，根本不管用。直冲到营区操场。停车后下来了三十多人，有几个人腰里别着手榴弹，有一个人背了一支手枪。大多数人空手。当时，就嚷着：“谁是领导？快出来，我们有事”。当我们的主任出来后，那个背手枪的和另几个人，就把主任拉着，要他把仓库打开。他们要枪和子弹。这时，我们领导和我们所有军人，才知道是来抢枪的。因为，当时在其它地方已发生过。我们单位番号是武汉军区司法部地图档案库。保管的全是军事地图和机密资料和档案。属机密单位。外部人员是不准随便进入的。可那时，解放军有四不——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发脾气，决不开枪。我们主任只好给他们解释：我们是军事机密单位。不是武器弹药仓库。当时，我们这些其他干部和战士，在旁边气的干瞪眼。我们仓库有一个警卫排，住在营区后边。他们有站岗放哨的武器。当时排长跑回排里，让战士们人人都把枪背在身上，不能让造反派抢去了。
那些红卫兵还算讲道理，或者是他们知道是军事机密，如果乱来，是要对后果负责的。所以，几经谈判后达成协议。打开库房门，让他们选几个代表看一眼，而且只准看一栋仓库。只要不是枪支弹药。他们立即就走。而且答应不拿警卫排的枪。他们派了几个代表看了一座库房。一看是图纸等资料。他们就坐车走了。造反派走后，其他干部埋怨主任不该打开机密仓库让外人看。主任也只叹气说：“有啥办法？不让他们看，他们说，肯定是枪支弹药。他们要砸门。再不然连警卫人员的武器也要抢”！当时，我们每个当兵的都气的不得了，可谁也没办法。都说，我们这兵当的窝囊。手里拿着枪，却怕不拿枪的青年学生。
此事后不久，我就到省革委会参加军管。我们是5月26号报到的。当天白天还没听到什么动静。吃过晚饭后，突然一声枪响后，接着就不断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时断时续。几分钟，十几分钟的响声不断。象过年燃放鞭炮一样。站在楼顶上看到夜空中东一明，西一亮的子弹划破黑暗，象流星一样稍纵即逝。知道是真枪实弹。吓的赶忙躲进了房间。整夜枪声不断。只是下半夜比较稀疏一些罢了。第二天，才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某某军火库被抢；某某军营或是某某军队机关的武器被抢。夜晚所响的枪声就是造反派们抢了枪弹后，个人放着玩所致。并不是和谁打仗。其中的爆炸声，少数为真手榴弹。大多数是军队训练用的纸手榴弹。27日白天听不到声音了。但到了晚上又比前一天晚上更加热闹，枪声，爆炸声彻夜响个不停。
28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发来了一个电报。当时，称为中央“5，28”来电。要求制止造反派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白天，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宣传车，驾着高音大喇叭，在全武汉市的各个大街小巷，一遍又一遍的广播中央来电。声称要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当天晚上枪声稍微稀少了一些。29日晚又开始大搞。枪声爆炸声此伏彼起。我们住的水果湖地区在夜晚两点钟以前根本无法入睡。人们到了晚上，虽是夏天，可是谁也不敢到户外乘凉。更不要说逛街了。因为每天都有新闻说，某某地方某某人坐在门口的院子里被流弹打死。某某人在街上走，被流弹打伤等等。这样每夜枪声不断的日子整整持续的半月之久。以后才慢慢好转。但每夜仍有枪声响起。不是每分钟有，而是每小时起码有十声八声的划破夜空。这样至到七月初才彻底停止。
这年的七月份的一天晚上，我们都吃过饭。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有的下棋，有的打扑克牌。突然听到楼下闹嚷嚷的。我们赶忙跑到三楼的阳台上去看。当时，省革会第一招待所的洪山路第11号，13号和15号楼，全部由革委会办事机构包了。我们住在13号楼三楼。一看对面的15号楼门口，围了很多人。其中一些人要往楼里进。门口有警卫连的战士挡着不让进。蓝球场中间停了一辆卡车。我们当时也不知是为什么？所以，都挤在阳台上或窗户口看热闹。13和15号楼之间是一大块场地。有一个蓝球场，并且和马路相连。这时，天还没黑，所以人越聚越多。球场和街道两旁全是人。都在那里打听消息，看热闹。大约过有半个小时。那夥人也没有冲进15号楼。这时，从中南路方向开来一辆大黄河牌汽车，上面站了满满一车人。有60多的样子。鸣着长音喇叭，一直冲到球中场间，与先来的那辆车停在一起。只见一人手臂一扬，全车的人哗啦啦冲向了15号门口。和前一车的人汇合到一起。将把门的解放军推的推，拉的拉，将门冲开了。这些人进去不大一会就出来了。看着他们从里边救出了四个人。然后胡啦啦都上了两辆汽车。将救出的几个人围在大黄河车的中间。两辆车的人都上车后，发动车要走时。这时，警卫连的战士只有十几个人。很快分成两组，堵到了两车的前边。他们有的扒在车门上，有的站在保险杠上，有的站在地上。手拿毛主席语录。口里喊着：“毛主席万岁”！这样汽车只好停在原地。却没有熄火。两车上的造反派，就在车上一会喊：“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等口号；一会又唱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有理------等。汽车在一个人的指挥下，好多次，企图开动。估计是他们想的是汽车强行一开，怕死的就要躲开的。谁知那些战士没有一个人离开。这样双方坚持有半个小时以上。眼看天黑了。因为我们在楼上距离较远，也听不到下边说什么。只见其中一人指手划脚后，两辆车都启动了。缓慢地往前走。前边的战士都使劲阻拦。车硬是前行加速。几个人安能挡得住汽车。个别战士支持不住就让开了一步，大多数都用手抓住吊在车前或车的两边。有的在车前往后退。手中高举毛主席语录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开大黄河车的司机突然一加油门又猛一刹车。把吊在车上的几个战士斗落掉下了车，倒在地上。其中有一人正好倒在车左边轮胎底下。这时，如果车子停下，还没问题。可那丧心病狂的司机却加大油门，企图跑掉。车轮硬是从那位战士的半边身体上辗压过去。当即不省人事。这时，围观的群众大约有两三千人。看到造反派的车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往人身上压。一下子群情激愤了。胡啦一声，全部一口同声地喊：“抓住他们，不能让杀人凶手跑了”！一起涌往两部车前。那部小卡车就没敢动。车上的造反派见压住了人，又见群众愤怒了，要抓他们。车的人粉粉跳下车四散而逃。那辆黄河车见事不妙，还想开车逃走。被一位站在车外脚踏板上的战士死死抓住方向盘。任凭车上的人拳打脚踢，也不松手。致使车往前开了约40米，撞向了路边沟砍停下了。车上人也和那小车上的人一样。个自跳车，没命的四下奔跑。群众自告奋勇在后追赶。我们在楼上，也是看到压住了人，也是一声喊的跑下楼，有的去追造反派，有的去帮忙抬伤员。我下楼后追了不到二百米。看到前边几个人抓住一个造反派已往回返。再往前看，那些造反派已跑的没有踪影了。我立即往回跑。正好遇着警卫连的战士用招待所的床单抬着那位被车压的战士往省革委会门珍部送。后边跟有几百人，也向门珍部跑。到了医院都站在院子里听消息。过了十几分钟后，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伤员拉走了。人们又返回15号楼前，一群一群的议论到深夜才散去。我是从门珍部返回来，就进了15号楼。得知当场被解放军和群众抓了11个造反派。关进了15号。第二天早上，听说被压的那个战士是个班长，而且是“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箸作标兵”。是个老先进分子。抢救无效，下半夜就牺牲了。同时也知道了事情发生的原委是那天上午，武汉市水运学校的造反派，为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委会上访。办事组接待员老白接待的。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多次上访过。要求把他们留在武汉市。理由是，他们是“三新”（当时，武汉有三钢，三新受中央文革支持的所谓革命派。）的造反派，在文革中造反有功。为了保卫江城，他们要永立江城。而他们的分配去向早已决定是沙市市。就因为这，多次吵闹。还达不到要求。那天上午，他们采取了“革命行动”。把空军军代表老白劫持上汽车。准备作为人质与省革委会谈判。当时，省革委会领导知道后。指示警卫连拦截下了老白。而且把其中带头闹事的四个人抓起来，关在了15号楼内。叫他们第二天来谈判的。谁知他们晚上就组织了两车人来抢人。结果，发生了死人事件。这个事件处理结果，本人不详细。只听说，判了好几个人。那个指挥开车的和司机判的较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往人身上压。一下子群情激愤了。胡啦一声，全部一口同声地喊：“抓住他们，不能让杀人凶手跑了”！一起涌往两部车前。那部小卡车就没敢动。车上的造反派见压住了人，又见群众愤怒了，要抓他们。车的人粉粉跳下车四散而逃。那辆黄河车见事不妙，还想开车逃走。被一位站在车外脚踏板上的战士死死抓住方向盘。任凭车上的人拳打脚踢，也不松手。致使车往前开了约40米，撞向了路边沟砍停下了。车上人也和那小车上的人一样。个自跳车，没命的四下奔跑。群众自告奋勇在后追赶。我们在楼上，也是看到压住了人，也是一声喊的跑下楼，有的去追造反派，有的去帮忙抬伤员。我下楼后追了不到二百米。看到前边几个人抓住一个造反派已往回返。再往前看，那些造反派已跑的没有踪影了。我立即往回跑。正好遇着警卫连的战士用招待所的床单抬着那位被车压的战士往省革委会门珍部送。后边跟有几百人，也向门珍部跑。到了医院都站在院子里听消息。过了十几分钟后，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伤员拉走了。人们又返回15号楼前，一群一群的议论到深夜才散去。我是从门珍部返回来，就进了15号楼。得知当场被解放军和群众抓了11个造反派。关进了15号。第二天早上，听说被压的那个战士是个班长，而且是“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箸作标兵”。是个老先进分子。抢救无效，下半夜就牺牲了。同时也知道了事情发生的原委是那天上午，武汉市水运学校的造反派，为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委会上访。办事组接待员老白接待的。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多次上访过。要求把他们留在武汉市。理由是，他们是“三新”（当时，武汉有三钢，三新受中央文革支持的所谓革命派。）的造反派，在文革中造反有功。为了保卫江城，他们要永立江城。而他们的分配去向早已决定是沙市市。就因为这，多次吵闹。还达不到要求。那天上午，他们采取了“革命行动”。把空军军代表老白劫持上汽车。准备作为人质与省革委会谈判。当时，省革委会领导知道后。指示警卫连拦截下了老白。而且把其中带头闹事的四个人抓起来，关在了15号楼内。叫他们第二天来谈判的。谁知他们晚上就组织了两车人来抢人。结果，发生了死人事件。这个事件处理结果，本人不详细。只听说，判了好几个人。那个指挥开车的和司机判的较重。
（五），简朴的婚礼。
婚姻礼仪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风气和经济水平而决定，有所变化的。现在的年青人结婚已经不是八十年代的电视机，电冰箱，摩托车。而是影蝶机，高档装修的新房，甚至汽车了。回想起我和爱人在文化大革命时的婚礼。真是寒酸至极。和现代人的婚礼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是1968年底结婚的。那时我才参加军管，已到了清档办公室。我爱人到武汉后，清档办的领和同志们知道了，都让我们在武汉举行婚礼。我当时想，我们部队的战友多一些。所以坚持回应山部队去了。我们结婚没买一件新衣服（婚后到应山县城给爱人买了一条华达尼裤料）。住在部队招待所。床上铺的盖的都是军队发的旧被子，旧床单。我买了十斤水果糖，一条大前门香烟招待客人。还没用完。更有意思的是：战友们送的礼物全是毛主席像章。那天晚上，地图档案库的全体人员和另一个单位的代表，在会议室举行婚礼。主持人先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介绍了一下恋爱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祝福了一番。开了几句玩笑就结束了。根本没有大吃大喝。我说的这些。现在的年青人不会相信。也可能认为我们小气或者说不善交结朋友。实际不然。完全是当时的政治风气所致。现在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总感觉好笑。

作者: 印毅 (湖北省丹江口市物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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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写于1998年，已于2000年《丹江口文史资料》第五辑发表。此次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