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默默人生
---忆我这一辈子
(第一集)印 毅
人活七十古来稀，古稀今不稀。
老夫马上就要过第七十二个生日了。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匆匆而过。不知不觉，转眼已是白头翁。
退休十多年了，前些年，因子女都在南方谋生。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南北跑。顺便也旅游了一些地方。零五年，住在佛山姑娘家。楼上居住的丹江老乡——老刘是钓鱼的行家。他力劝我学钓鱼。于是，我就买了鱼具。跟他下河开始了垂钓娱乐。而且很快就上了瘾。在广东，在家乡高兴了就下河钓钓鱼，没有收获落个心清气爽；有一定收获不但饱了口福，而且更加愉悦了心情。零五年，开始在电脑上打扑克牌、下象棋。后来，慢慢学会了看新闻。从网上了解全中国、全世界，还学到了许多学问。并且知道了在网上可以发博客写文章等等。可惜不会打字。我就让姑娘教我。她先教我汉语拼音法，可因为我年青时，工作关系认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所以，老容易和英文字母混淆。我说我学五笔吧。她就让我先背五笔的字根口诀：“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我就把口诀写在一张纸页上。装在口袋里。外出散步时，边走边背，不会了就掏出来看一眼。下河钓鱼时，鱼钩下河后，眼瞄着浮漂，口念口诀。就这样，不几天终于背会了。然后再上机实践。逐渐学会了打字。零七年，回到丹江，就买了电脑。开始了我上班时就有的一个梦想——就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事写出来，让现在的年青人们了解一下，那段非同一般的历史。并于零九年在《好心情美文站》上发表了中篇历史小说《从贪色走向反革命》。发表后很快就有几千人点看。这更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几年来，我又接着写了类似的中短篇十二篇。二十五万多字。我把这些归纳成一部文集为《文革时期刑案辑录》有人已帮我联系说可以出版。但我还没拿定主意。从一四年开始，除了含饴弄孙，做些家务和休闲娱乐外，别无他事。就来回忆一番自己这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路。聊以自慰。也给儿孙们或亲朋好友们说说他们尚不知晓的——本人七十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特别是所经历的一些趣闻轶事。也算是留下一个纪念吧：
一，穷苦的童年
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农历正月十五）我降生在现在的湖北省丹江口市凉水河镇寨山村——汉江河边一个叫杨泗庙的地方。（此地方刚解放时叫柳河口村；人民公社时叫国营一大队；后改为代家沟村；最后改为了寨山村。）杨泗庙前边是汉江河，背后是无名山。庙门前顺坡向下，是一条山梁一直突出到了半河中，形成了一个约五六十米的半岛（我们当地人叫它：“钻子”。）一般水位时那“钻子”除了突出水面的一条大石墚外，上面还有像水牛和大象以及猪羊一样的大石头就裸露在外边。在离“钻子”前面约五十米远的的河中间，又有一个突兀在水面上的大石头像一座房屋一样耸立在急流中。再过去就是鱼梁滩大沙洲。那大石头和沙洲之间虽然也是河道。但水很浅。却不能行船。在“钻子”的上下游都形成了一个回水湾。这样就使“钻子”前几十米宽的河水变得格外湍急。可又是上下的船只的必经之路。过去在河上行船没有机械。下水船全靠桨划和撸摇作动力；上水时除遇有顺风可以利用风帆外，全靠纤夫们用力来拉。上水船到了“钻子”下游都得先停下。然后调整力量。就是把拉两只或三只船的纤夫集中去拉一条船。这样轮流过“钻子”。下水船不管是枯水期或者是涨水期经过那里都非常危险。只有熟悉那里水情的艄公才敢开船。一不小心就有触礁翻船的危险。每当危水期。河中的那座大石头没入水中，失去了目标，就更加大了风险。许多船走到那里，就要请师傅掌舵。我们的邻居董五爷就是专门吃这碗饭的。他是我们那里有名的船太公（即艄公）他自己没有船。平常就在家闲着。一到危水期，他就住到杨泗庙上游，离我们家七八里远的老河湾。到时就会有船老板自己找上门请他放滩。因为老河湾下边也有一处地方叫乱石滩。也是大如水牛的乱石挡在河中间，能行船的河道只有几十米宽，而且水急浪涌。他从老河湾上船掌舵，直到杨泗庙下游再下船。
杨泗庙的来历有两个传说：一说是，有一天有几条船顺流而下，前边船上艄公眼花失手。眼看船要触礁翻船。这时有人看到一个人坐在“钻子”后的山坡上手拿一根山草棍轻轻地挥了一下。那船即拨正了航向，与礁石擦肩而过，化险为夷。人们就说那是杨泗爷显灵；二是，明朝大修武当时，许多建筑材料都是从北京经京杭大运河，再经长江，再到汉水运往武当山的。是祖世爷派杨泗爷到那里保护上下船只安全的。因此，人们就在半山坡上修了一座杨泗庙。从此，过往船只走到那里后，船老板都要到庙里上香烧纸，祈求平安。年长日久，杨泗庙也就成了此地的地名。据老人们说：“杨泗庙当年的香火十分旺盛。不幸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六日一场大水把庙宇沖毁了。只剩下后墙还有一米来高。神台上有两尊残存的神像泥态，没头没胳膊也没腿的两堆泥土。听大人说，那就是杨泗爷和杨泗奶奶。不知原来是何样子？水毁后香火就冷落了。我记事后，也看到过有人去烧纸上香的，但很少见。
我就出生在那破败不堪的杨泗庙东头。紧挨庙场的一小块平地上。我们的两间茅草房东边是像一面墙一样的石壁；石壁前不到一米远有一块很大的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石头。足有一米多高，直径有两米的样子。就立在我家门口的左边。我们的屋场就在它的半腰后边。离墙不足一米远。有年夏天，在那石头上置了床。我们姊妹几个小孩睡在那上面。我睡到夜里发癔症，一下从上边掉到了石头下边。头撞破了一个大口子。至今伤巴还在。我们吃饭，玩耍都在庙场上。
从我记事起，住在杨泗庙的几户人家，都戏称自己住的是“金銮殿。”因为都是“千柱落地”的茅草屋。基本上一天即可盖起两间或三间来——比如说：要是两间就只有六根柱子七根横梁，再加几根檩条——这也就是最大的建筑材料。柱子埋入土中；柱子和横梁以及檩条椽子等根本不用榫口，也不用铁钉。全用细篾条拧成的绳子扎结实就行了。屋顶用山草从屋檐开始，苫一趟用两根篾条上下夹住，再用细草绳与椽子捆扎紧，然后再压第二趟，直至屋顶。墙全是芦苇或者花栗树枝用篾条夹住用草绳固定。这样，就可入住了。这样的房子，可想而知，是四面透风的。夏天尤可，冬天则如冰窟。杨泗庙边上的房子好像是固定的，（记不准）因为它地处半山之上，不靠路边。来往到武当山敬香的斋公和行路人以及行船的人，都是从河边的一条路走。杨泗庙的几家人都备有一些吃的食品。接待客人。所以，在近河的路边盖的有房子。说是饭店吧？那是养活不了人的营生。因为，客人甚少。但几家人又没有一分自家的土地。所以男人们要另谋其他职业。河边的房子一遇到洪水，就要立即拆迁。
我父亲叫印德有。我也不知他何年何月出身。有人说他属猪——应当是1911年。也有的说他是36岁去世的，时间是1949年。那应是1913年了——这都怨我粗心大意，早年前，没有询问过妈妈、大伯等人。不知他从何时起就在杨泗庙做起了摆渡的营生。每天有人过河，他就用小木船渡过去或渡回来。有时他有其他事时，我妈和大姐也会划船。就由她们渡客人。所有附近认识的人过渡都是不收费的。到了秋天，我爹就肩上扛一条扁担，上边挽两条土布口袋，到河两岸的家家户户挨门逐户收“船课”。这听起来很像是老板的样子。实际上和要饭的叫花子无啥区别。因为去收时，是不勉强人家的。多的给二升，少的给一碗。多数不给。要是年景好，收入会好些。年成不好，就可想而知了。1948年，那年不知何故？收回家的绝大多数是黄豆。当年冬和翌年春，全家每天至少要吃两顿用黄豆做的饭。不是黄豆面糊就是黄豆面条，改个样是黄豆饼。我和两个姐姐大一些，稍懂点事，知道家里穷没有其他东西吃。黄豆面吃不下去也只好免强度日。可两个妹妹当时才一岁多和三岁多。每天见了黄豆面做的饭就哭闹的不吃。大人含着眼泪哄她们。至今，我还记得黄豆面不管是做面糊还是面条，一下锅就是一锅沫。一想到那个黄豆面味就想发恶心。
从我记事起，所穿衣服大多是补丁摞补丁。很少有一件新衣穿。平常就没穿过鞋，大多时间是打赤脚。只有到过年时才有一双新鞋。听妈说：“我们拣过不少袁家小孩子的旧衣、旧鞋穿。原因是刚好他们家的几个孩子和我们家五个小孩年龄相仿，这是其一；其二是他们有两个孩子是吃我妈的奶水长大的；其三是袁家的女主人——袁大婶（解放前，因为人家有钱有势，男人袁永号是保长。所以，我爹妈们都叫他们大叔大婶。我们当然就叫大爷大奶奶了。可是一解放，他们就降了辈，成了我们的袁大婶。）我妈说她心肠好。接济过我们不少回。他们家小孩子的旧衣旧鞋不穿了就送给我们。我记忆中，有年冬天穿上了一双旧棉鞋就感觉很高兴了。土改时，分了一件齐脚背的长布衫和一顶瓜壳帽，都是大半新的。我穿戴上后，到处显摆的让人看。高兴的不得了。
父亲是害伤寒病去世的。那时我已基本记事了。他病了很长时间。给他吃什么药？我不懂。我只记得他病到晚期时，有一次，我妈给他烧鸦片吃。那段时间中，我拉肚子，我妈在给爹烧鸦片时，叫我也吸一口。说是能治病。我说什么就是不吸。她没办法了，就给我炒鸦片籽吃，我才吃了。（当时，好像我们那里每家的菜园里都种的有罂粟，我们没一分地，是在人家的荒山上开的一块地。）再就是有天晚上我妈在庙场边上摆了一张小方桌，桌上放了一个碗，里边有小半碗清水，碗上边用一张火纸盖着。另一碗里装满了沙。我妈先点燃了三根香，插到了那个沙碗里。然后，她拉着我跪到桌前，面朝武当山。（晴天，站在我家后山顶上能清楚的看到雄伟的武当山）她烧了一堆火纸后，双手合掌在胸前，嘴里念经似的说了好多。我当时也没听清，但大意我知道，是要求祖师爷保佑我爹病好。她说完拉我站起来后。她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但最后往屋里端清水碗时，我发现清水碗里有了不知啥东西？当时我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这是为爹治病，在向祖师爷许愿掏药。所以，也没敢问。我爹死后多年，我已成人了，我才问妈：“我明明看到你放的是半碗清水。为什么后来就有了东西？那真是祖师爷给的药吗？”妈笑着说：“那是我弄了一点香灰，掏药都是这样的。老爷给的药是看不到的。”并说：“祖师爷没保佑你爹活过来。要是你爹不死，你长大了可要还个大愿啊！不但要烧大香，还要磕长头到武当山还愿的。”究竟是什么大愿？她没说。至今我也说不上来。我爹断气的那天，是在半夜里。我们睡的正香，我们邻居胡大昌表叔喊我们姊妹几个快起来，说：你们爹不行了。他连拉带推把我推到爹床前。屋里还有一个姓李的表叔李兴富——也就是我们后来的继父。我爹半坐半躺在我妈怀里，他头已经歪向了一边。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那时年少不懂事。只记得给爹办丧事时有锣有鼓的，其他就不记得了。再就是下葬那天，爹的棺木已经落到墓坑里了，这时有一个大人，现在记不清是谁，抱着我坐在棺材上，拿出了一张纸条，上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教我：“喊，快喊爹接约。”我就是不好意思喊出来。后来他连教了几遍，我才喊出来。我一说，那人就把那纸条用火点燃丢到了官材前边。后来大了，才知那纸条是地契，我们本地叫约。那块地好象是我爹在害病期间和大伯合夥给我买的田地。不知为什么又要给他一份约。可能那不是我们的地，是买别人家地吧？至今，我也没搞懂。
我爹患病期间正是均县即将解放前夕。原因是当时地主们知道共产党来了要没收他们的田地。因此，他们就大肆变卖土地，而且比较便宜。所以，我爹和大伯商量：乘此机会给我置份田地。这是原因之一，也是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大伯终身未婚，是个单身汉，我是他们弟兄俩的独生男孩。所以他们就向别人借贷凑齐了买地的粮食。当时买地花了多少粮食？我也不知道。买了一块田，一块坡地。当时不知多少亩？现在看来也就约三亩地的样子，水田不到一亩，坡地有二亩多。买地时我记得：当时是在我们房子右边的杨泗庙平场里摆了一张小方桌和几个小凳子。我只记得张炳儒——当地人叫他张善人——他是中人——也就是现在的中介人，我们那地方叫中人。他写的约——就是地契。可是，谁是卖家，我却没印象了。后来才知道是买均县城的大地主肖鼎兴家的。约写好后，就到地里去栽地界——我们那里说是栽界子。我也去了。所谓界子，就是在地边上挖个坑，再拣一个大点的石头放进去，再洒一把白石灰进去，再用土埋上。就是了。我记得当时界子栽好后，有大人给我开玩笑说：“船呀，（我的小名）你可有田地了，以后就是地主了！”
不久，我爹就去世了。我们家乡也解放了。我妈和继父结了婚。
二，艰难的求学路。
一九五一年，是春天还是秋天，我现在记不准了，应该是秋天。我上学了。我们杨泗庙就我和胡达荣两人。她大我一岁。她是我妈的表妹。是我小姨，可我们姐妹叫她时总要加个娃，叫她小姨娃。我们的学校当时还不是公办的。是袁家的私学。可能是解放了，才让穷人家的孩子也去上学的。学校就设在下油房的袁家——这家袁姓的男人已死，只有一个老奶奶。双眼基本什么也看不见。她有儿女没有？我一直搞不清。我也不知她的名字。解放后因她是地主。人们都叫她李母牛。她家本是一个有天井的四合院，共八间房子。不知何时左后边塌了两间。前边三大间，其中左边一间是教室。中间一间是过道及学生玩的地方，右边一间是先生陈光华们两口居住。后边就那个老奶奶住。土改后只留了一间给她。其余分给了陈光华和我的舅爷及一个刘姓的单身汉三家。学校也挪到了杜家沟。我上学前两天什么书本也没有。陈先生就用粉笔在桌子上写了：“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几个字让我念。几天后又用一个棉纸本，用毛笔抄了几段课文教我读。不久就发了新课本。第一课是：“人，一个人。手，左手，右手，一个人有两只手。”最后一课是《东方红》。
在袁家屋里只上了几个月。那时，不叫老师而是叫先生。还是旧社会的教书方法。早上到校后，学生都自己大声念各自课文。老师一只手拿着戒尺，(两指宽，一尺多长的一根竹片）双手抱着胳膊。当时教室摆有三趟书桌，两趟靠两边墙，中间一趟，这样就有两个通道直通讲台。老师就盱朦着两眼，围着中间的课桌慢慢的转悠。当他发现那个学生不好好念时，走上前就用戒尺敲几下那学生的头或者背。当时，有一个姓苌的同学，他看上去也不算苯，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念不好书。经常挨打。老师走到他跟前，看他嘴不动就是几板子。然后老师就教他：“来，来，来，来上学。念。”他跟着念了。可等老师又转了几圈，到他面前时，他又不会念了。老师又是几板子。后来他吓的不敢上学，经常逃学。后来就干脆退学了。
在袁家读了半季书，我没挨过老师打。但罚过一回站。原因是那天早上上学时走到半路上，看到汉江河离岸边约两米远的一个大石头上漂了一顶草帽，还比较新。我和小姨娃俩找了一根树枝想把它捞起来。可因河边才涨过水，淤沙很软。还是一个陡砍，一走近脚就淊进去了。树枝也短。捞了几次也够不到帽子。只好罢休。到校后，陈先生就叫我俩站到了黑板边上。并说：“你们捞的东西啦？”我说：“是个草帽。没捞着。”老师说：“谁叫你们下河？站好！”然后他也不理我们。只顾自的给其他学生上课。让我们站到他讲完了，才叫回到坐位上。原来是我们捞草帽时，正好被站在垱子口的先生看到了。（离学校有100多米远的河边上，从两山之间修有五六十米宽十余米高的石坝，坝上成了一块小平原，坝下一般汉江涨水也进不了沟。不知是何人，何年所修。站在坝边上能看到下游很远。人们习惯叫那地方为垱子口。）我们没捞着草帽，往学校走时，也老远看到了先生站在垱子口上。
在学习上还受到了表扬。当时，我能把一本书从头背到尾。但当时根本就没有作业。只是有时教一教写毛笔字。可我又没笔也没本子。只是看那些大学生们写。下学期到了杜家沟小学才算走上了正规。但也只上了一季。离我们家近的地方玉皇庙新成立了一所学校。我们又到了新点。
在杜家沟也只有半年时间，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下油坊只有殷保先、纪昌海和我三个学生。我们是行走不离的。殷好象大我三四岁，纪比我又小两岁。我们是唯殷之命是从。从家到学校有七八里远。大多数的中午不回家吃饭，就在学校挨饿。天天跑的十分辛苦。
在此期间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可笑。有一天早上，去上学走到柳河口袁金殿们门前河边时，看到袁永五（在下油房上学时我和他同桌，土改时，他家是地主，就停学了。）的妈一手拿一个洋瓷盆，一手拿个木棒。当 ！当！当！敲几下，喊：“五子，回来呀！”五子则答：“回来了。”如此反复的叫喊。我们三个在河边听到她喊一句。我们也答：“回来了！”五子妈听到后，大声斥责说：“还不快滾去上学。再捣乱就告诉你们先生。我们哈！哈！大笑着跑了。原来，是五子的媳妇在生孩子，那时卫生条件差。没医生接生。孩子出生后处于昏迷状态。他们采用土办法，想使小孩早点苏醒。
玉皇庙是新盖的一个学校。四周是土墙，上边是山草屋顶，而且只有三间。门开在左边第一间。最里边一间是老师的厨房、卧室兼办公室；外边两间就是教室。只有二十几全学生。可有一，二，三，四个年级。第一个老师姓朱名学范。开学时，所有学生家长自已想办法：有的拿块床板或木板，有的搬个小凳。然后，再弄一些土坯或是石头壘个台子，把床板放上去，就是书桌了。我们同屋又同学的纪昌海的爸爸会木工，他给纪昌海做了一张书桌。能坐两人，我就只搬了一条独凳和他合夥了。当时也是最好的课桌。
五二年土地改革，我们家划为贫农成份。分到了当地最有钱，又是保长的袁永号家的房子。他家是一座典型的，功能齐全的清末小庄园。共有十二间房子。正房八间，有一个天井的四合院；分给了纪昌海、刘明原、董五爷和我们四家。我们和纪家每家两间半；刘、董各一间半。偏房是厨房等共四间，两头有门楼与正房山墙连接成一个小院，也有一个长方型天井。开始分给殷保先们一间半。其余仍有袁家住。后来，把袁家撵到另一处小屋去了。所余两间半就成了公房。生产队开会等用。五八年吃食堂。那又成了食堂。厨房背后是磨房、碾道、牛栏、猪圈、柴棚、厕所等。
我家不但分了房屋还分了土地和一部分家俱、衣服、被子等。还分了一条牛腿——就是四分之一条牛。当时，是小孩子，当听说分了一条牛腿时，以为是把牛杀了，给一条腿呢。心想可有牛肉吃了。后来，才知是一头牛分给了四家贫雇农。那牛平常时由刘明全家放养。别家耕地时，头天晚上拉回去喂养。用一天或两天后，再送回刘家。好象是第二年，那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给了我们。顶替了那条牛腿。我家从此也就有了自己的耕牛。平常是我姐姐放牧。一到星期天，我就是放牛娃了。我可怜的大姐二姐没进过学校门。一个字也不识。两个妹妹小学也没读完就辍学当了农民。
五五年秋离开玉皇庙到土台的风凰山小学读五年级。风凰山离我们家不但远，还隔一条汉江河。只好住到我舅舅家里。正好和老表李荣章一路。我们同年级不同班。我们家穷。他们家条件比我们好。好象我在他们家上学两年。就没给他们拿过粮食。到底拿没拿？只有大人清楚。我至今不清楚。也没问过。这期间，基本上是每个星期日回趟家。当时，我们家附近没有过河的渡船。只能从家里顺河边走到陈家港有五六里，然后过河到浪河口，再翻山到舅舅家，又有五六里。有几次遇到汉江河涨大水。过不了河。我仍要跑到河边的山顶上望着家的方向。有几回是哭着返回舅舅家的。一九五七年夏，小学毕业。在这之前继父就对我说：“这学期上完后你就回家参加劳动吧。到县里上中学。家里实在是负担不起。”所以，从学校拿了毕业证后，就直接回家当了农业社的社员。
在风凰山小学的两年里，自认为学习成绩一般还算不错的。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问李荣章老表：“五七年，你去县城参加中学考试了。为什么没考上？”他说：“那年因为大办农业，初中收的学生很少。我们一个班才考取了两三人。”这样看来如果参考的话，我想也是有问题的。可惜的是那时家境太穷。连考场也没进去。但在学校里不是出众的学生。因为，当时在我们班里，和我一样年龄的学生不到一半，大半学生都比我要大好几岁。有几个已经结过婚了。人家都是大哥哥，大姐姐。当然，比我们要出众多了。
三，短暂的务农经历。
回家参加生产劳动的第一次劳动是和我叔（继父）一起到我们油房沟的一块地里去锄葆谷地里的草。是个下午，真是烈日当头。地里的葆谷已长的齐我的脖子高。一进地里就汗流如雨了。葆谷叶子会割人。又不能脱衣服。干了一会就有点受不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有坚持。这当中想到这辈子就这么样在农村干下去吗？这如何受得了。但是，又有什么出路呢？也只好听天由命了。那时也根本没想过怎么脱离农村等远大理想。因为本身就是农村的娃子。最后仍是把那块地锄完了。这一次的经历，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当时已经是农业合作社了，我们队有刘明全、袁永亭、袁永迟。和我四个男孩。袁永迟十四岁。我们仨都只十五岁。队长经常分配我们四个在一起去做一些全劳力和妇女们不做的一些零星活。如有一小块地的草没锄；一小块红薯地的红薯秧要翻藤等等。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和社员们一起干活的。那都是一些半劳力能做的农活。那年冬天修水利挖堰塘。只和妇女们一样用铁铣上土。而挑不动一担土。我们四个人中，就刘明全一个人能挑一天土。我现在记不得当时一天记多少工分了。反正只是个半劳力。
五八年正月初五和队上几十个男女劳力一起出发去修官山水库。工地上遍地都是临时塔建的茅草棚。棚子里地上铺了一层柴草。就是民工们的床铺。也有部分棚子里是用木头架起的通铺。那是最好的了，是女同志和领导们睡的。去的人每人都带有一床被子。刚好两人合伙，一床铺，一床盖。从家走时大多数人都带了或多或少炒好了的菜。我妈给我准备的是一小罐子酸菜、辣椒掺酱豆还有少数瘦肉丁。到工地大约吃了一个星期。工地吃的什么？现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早晚稀饭，中午是大米干饭。菜就是萝卜白菜。能吃饱。但没油水。生活是艰苦的。劳动强度却很大。全靠手挖肩扛。早上天不亮就吃饭。天亮就上工。天黑才收工。在大跃进精神的鼓午下，人们干劲十足。工地上高音喇叭从天不亮就开始了广播。宣传好人好事。给人们鼓劲。全工地真是热火朝天！劳动号子响彻云霄。只要上了工地，没有人不脱衣服的。虽然当时还是春寒料峭时节。我印象最深的是官山，还是盐池河乡的一个社员，他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瘾疱。每天光着上身，只在肩膀上垫个肩塔链挑土。经常听到广播表扬他。他就是当时工地上的明星。
我因为年龄小，领导分配我的工作是发竹签。就是站在路边上，怀抱一袋竹签。等挑土的或是抬石头的人经过时发给他一个。晚上按签子记工分。这样就又收回来了。第二天再发。我现在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只干了半个月就和邻居纪昌明一起回家了。从工地走到孙家湾遇到了汽车，停下叫我们坐。可当要先买票才能上车时，我是一分钱也没有。纪摸了半天，看看身上钱不够我俩个的车费。只好罢休。一路走回家的。从水库到我们家大概是八九十里。
四，走上工作岗位。
四月份，可能是月底。我也不知是那一级通知的，叫我去公社学习。我到公社才知是学习收公粮。怎么检验粮食的水份和杂质等。一日三餐在公社食堂吃饭。这是我第一次吃公家的饭。学了四五天。回队后就没在队上劳动了。就和公社粮所的老王一起打扫袁永闪们原来的房子。因为他们是地主，土改时被没收了。明看是三间房子实际上比一般农户的六间还要大。除堂屋是过楼外，其余两间是全楼板。夏收开始后，不几天就开始收粮了。各生产队排队送粮。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工作。多数晚上还要加班。记得是忙了整整半个多月。老王记帐和过磅；我负责指挥粮食倒到什么地方和装麻袋。好多次中午饭也忙的顾不上吃。粮食从一楼一直堆到二楼。三间房子楼上楼下都装的满满的。结束收粮后，老王就回凉水河了。我每天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晚上还要去看粮仓。那栋房子边上只有一家住户。其他再没人家了。因为是夏天，我每天夜里就睡在二楼的粮食堆上。到半夜一是老鼠弄的到处响。再就是那房子的屋梁列架有时好不好的发出嘎吱吱的响声。怪吓人的。开始听到响声吓的很长时间睡不着觉。后来，习惯了也就过去了。
好象是六月初，才夏收完，大队通知我和另一个复原军人到县里开了三天会。记不得会议名称了。好象是青年积极分子会。内容就是青年人要积极投入大跃进。搞深耕，密植创高产。会上请有谷城县一男一女两个青年介绍他们种的试验田，亩产小麦三千多斤。中间还参观了三元宫农场的深耕试验田。一块地里翻有一米来深的一道沟作为示范样板。还看了拖拉机耕地，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拖拉机。也是我第一次到县城。
也就在这期间，当时开始了吃食堂。队里又让我当食堂会计。每天，三餐用多少粮食，都是要过秤秤。我没当过会计。也没人教我怎么做。我只记个流水帐。一日三餐用了几斤米几斤面记下；再就是收张家多少米？李家多少面？记下就行了。好象还没干到半个月的会计。老王就对我说：“到供销社去，你愿意吗？”我说：“搞啥都行。”于是第二天我就到枊河口供销社上班了。
这天是1958年7月5号。以后我就把这一天作为我参加工作的日期。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那时，参加工作也根本没有说办个什么手续。说一声就行了。
凉水河公社（成立时叫火箭人民公社。现记不清了，好象是五八年底，就改为区了。）供销社枊河口分销店——那时人们统称供销社。设在解放前当地最大地主又是联保主任袁兴斋的房子里。袁家原本是有很多建筑功能完整的一座庄园，有几十间房屋。三十年代贺龙的红三军到武当山时期，我们本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长纪大刚带人把整个庄园包括沟对面的袁金銮、袁永闪们几家地主的庄园全给烧了个净光。至到解放前不久袁兴斋和袁永闪才在原来的屋场上盖起了三间宝盒式瓦房。样式是三间。但进深和开间都大，相当六间民房还有余。房后是陡崖。靠崖盖有厨房。而且还有一股长年不断的泉水从岩缝中流出。吃水、洗衣也不往河边挑水。非常方便。两头有围墙。房前左右场地很大。也没住户。当时只有胡全龙和李振兴两人。后来又调来李才富。他们是正式人员吃住在供销社。我一天三顿还在家吃饭。一月工资15元。当时我高兴的不得了。别人也很羡慕我。
供销社的工作就是站柜台买卖东西，大部分事情是一看就会做。难一点是记价格，打算盘。这些都基本上难不到我。很快就掌握了。当时对我较难的是“斤求两。”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衡器——秤，还是十六两制。顾客买一斤食糖或一斤酱油好计算价钱。但要买几斤几两就非得使用“斤求两”的方法不可。这就要先背会一到十五的“斤求两”口诀：一625，二125，三1875……。至到十五。我也不到几天就会了。
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食堂了。七八月份时，人们都准备过共产主义。所以，许多家庭都把锅和家俱拿到供销社卖了。好锅当废铁卖；好好的家俱当柴禾卖。当时的废铁好象是一角二分一斤；棒棒柴是七角五分一百斤；叶子柴五角钱一百斤。胡全龙年龄大有经验，他叫我们收了好锅，好家具不要破坏，另外放置一边。到了年底，因为在食堂吃不好，不少人家就偷着在家做小锅饭吃。还有的队的食堂撒了。又要买新锅。胡就把那些还能用的旧锅在废铁的价格上加点价卖出去了。一些能用的家具，往县土产公司上调柴禾时，也没一起上调。也和锅一样卖出去了。
到秋收时又和粮所合作，帮收秋粮。正值大跃进高潮。桞河口粮站负责观音和枟山两个小公社的公粮和统购粮的收购。几十个生产队排队。粮所只有老王和老皮二人。日夜加班，抢着收购。我们供销社经常留下我一人值班。老胡老李们去帮忙。有一天晚上他们收粮。我在店里收拾整理布票、粮票和零钱。到深夜了，我实在瞌睡的受不了，就睡觉了。结果他们两点来钟下班，喊我开门。我却听不到。后来李才富从房子左边扒上围墙。用土广播筒（收粮时因人多，维持秩序用的）对着我睡觉的窗户大声喊，我才被惊醒。他们说喊了我半小时。并说，要是强盗来把供销社搬空，我也醒不了。从此，当时的负责人李才富就经常叫我：“瞌睡大王！”
秋天，不知为什么？突然我们几家土改时分的袁家的房子全给拆了。（后才知道说是丹江水库开工了。是搬迁对象。）把我们两院共七家撵出了家。有的住别人家牛圈、有的住别人家偏厦。把我们全家安置在河边垱子口上周家原来开饭店的两间茅草棚里住。
也就在那年秋天，桞河口的千年大桞树也被当地大队伐倒了。桞河口这个地名，就是因为有这棵树而得名。树干要有四五个人牵手才能合围。树冠能遮盖几亩地。（我曾写过短文在丹江口报和市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过。）
五九年春节我们就是在那茅草棚里渡过的。
五九年二月，阴历正月，凉水河区供销社主任陈兆祥到均县供销社开会。路过桞河口。晚上住在分店。他看到我后，就说：“去区社给我们当通信员行吧？”我说：“行啦。”第二天早上，他走时就说：“我给你说的事定了。你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到区社去。我到县社后会给区社打电话的。”就这样。第二天，我就背了一床被子到区社报到了。成了正式吃商品粮的人。工资每月24元。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我就买了几尺蓝卡机布，做了一套当时只有工作人员才穿的中山服。把原来穿的那种大裤腰，大裤腿的老粗布裤子和上衣拿回家了。真正有点工作人员的样子了。虽然也买了鞋和袜子，但还是经常穿草鞋跑路。
说到这里，我也来说说关于草鞋的事。这时所穿草鞋是买的。当时街上经常有人背着草鞋卖，好像是五分钱一双。也有用破布条掺龙须草或者麻线绳打的草鞋要贵一点，也只是八分或一角钱就能买一双。我在家劳动时，就是我自己打草鞋穿。我在玉皇庙上学时就学会了打草鞋。是一年夏天，我们好几个小孩看到我舅爷打草鞋，就去模仿。舅爷就耐心的指导。几天的功夫，大家都出师了。从此，只要有空就可很快的打一双新草鞋穿。因为我们当地龙须草多的是。几乎是家家都有打草鞋的工具——草鞋拨子。
当时大跃进年代。上传下达的事好象特别多。我的工作就是通信员。负责送信送文件。三天两头都要往均县县城跑。路程有近百里。而且要翻山赿岭，还要过汉江。早上从凉水河出发。一般都是半下午到。办完事后，晚上住县社招待所。第二天坐下水船到惠滩河下船，再走上十里回到凉水河。有时没班船还得步行返回。记得有几次是头天回来第二天又叫去。从来没说过二话。好象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再就是往本区各分店送信或文件。记得所送最多的是物价表。因为那时对商品物价要求很严。每进一批商品，区社物价员都会很快列出价格表发往各分销店。一个星期只多在家二三天。不出差时就在办公室扫扫地，打打水或者到门市部帮帮忙。过的很愉快。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喜欢我。年终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且是六零年正月在周府庵召开的全县财贸战线工作大会上宣布的。并发了一个日记本，上边有奖品二字。此本现在仍还在保存着。
在供销社期间有几件趣事现在还记忆犹新：
一是，那时经常加夜班。要吃夜班饭。好象标准是两角钱，二两粮票。加班饭绝大多数是一碗肉丝面条。供销社的炊事员老刘做夜餐时没有青菜下锅。他让加班的领导想办法。最后有人提议说院墙外不就是菜园吗，地里有蒜苗、菠菜谁去薅一把？因为当时我的年龄最小。领导就说：“小印去。过点细，别让人看到了。”我就这样去偷薅了生产队蒜苗或菠菜。后来，只要加班，老刘都会喊我去弄点菜。院子里菜是南湾生产队的集体菜园。
二是，五九年夏收，我们五六个人抽到温家坪割麦子。在队里吃食堂，生活很差。那地方收完了，要换点加上回区里开会。晚上老刘特的给我们几个队员们做了臊子面条。而且没定量，我就吃了两大碗。结果是夜里露天睡在院子里。一觉醒来才知是肚子吃的太饱了胀的难受所致。这个事我记忆非常深刻。
三是，在区里开过会后我们又转到界河去搞麦收。界河是和河南省交界，现在淹没在丹江水库底下了。两省交界处有一座石牌坊。我听后就决定去看看。可大忙时节，早上天不亮就上工了。天黑后才吃晚饭。直到有一天刚好轮到离边界最近的一个队，中午放工了，我跑步去了石牌房，并向前走了几十步，我站在那里高喊：“我出省了！”
四是，六零正月初，县里在草店周府庵召开全县每年一次的财贸工作大会。一是总结前一年的工作；二是部署当年的任务;三是整风。时间半个来月。各单位除值班的外，大部分干部职工都要参加。我们区，就供销社我一个人是通信员。其他单位没有。但县社和县直各公司有。人家开会。我们几个通讯员，我记得好象是六七个。安排为大会服务。有的专门为出席的县领导服务；有的负责给各会场送开水；我和土产公司的通信员，我现在记不得姓名了，好象是土产公司的。两人每天下午负责给各会场的汽灯或者是煤油灯加满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有时也干点临时的事情，但很少。当时，县社为大会服务专门配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几个不会骑的人，就利用空闲时间争着学骑。有天我在大操场练习。平时是操场。早中晚时，那场地就是饭厅了。开会的人数约二千多人，需要很大地方。那天中午吃的是白米稀饭加有萝卜白菜在里边。用十几口大水缸装着，摆在操场的不同位置。虽然间隔很宽，但我才学，而且是上车能骑，可不会下。骑着骑着不知怎么搞的？一下骑到了缸边上，眼看要闯上了，就来了个急煞车。结果身子一歪，右胳膊肘一下拄到了缸口里。幸好缸上盖的是麻袋。我急忙下车，把压到饭里的麻袋揭起来一看，麻袋上沾满了稀饭，亏得稀饭较稠，要是稀的话胳膊会汤伤的。我看了看当场无人。就赶快把麻袋往上一盖，离开了。不久我骑车一口气从周府庵跑到了草店。从此学会了骑自行车。
四月，领导突然通知说：“区委会的通信员温国民调到县委会去了。区委王书记点名要你去接班。”我知道到区委当通信员，是要侍侯人的差事。但那时侯很听话。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没反对，也没说一个不字。我是一边哭着，一边抱着行里去到区里的。当时区里有正副书记和正副区长四个。他们每人住一间，是办公室，也是宿舍。他们经常不是下公社，就是外出开会。但是，只要在家，我就要每天把屋子打扫干净。早晚要给他们打洗脸洗脚水。我只干了近一个月的时候。又把粮所的小叶(记不得名字)调去了。他接替了我的工作。我每天在办公室用电话向各公社收集工作进度或通知等。但没有宣布我不是通信员。
这样到了七月上旬，开始征兵了。当时，县武装部的陈福田科长，他长年住在区里。他问：“小印，你愿当兵吧？”我说：“当然想。可我是独子。”他说：“你报名。我想办法。”于是我就报了名。并到丹江参加了体检。
大概是六月初，区委组织委员熊学战就问我入党吧？当时，也不知怎么回答。也就没有再说。到了月底他又专门找到我，要我入党。我说行。现在记不清了，好象也没叫我写申请。过了几天，就给了我一张《入党自愿书》要我填。后来好象也没开什么会。可到七月初，熊通知我说：“你的入党问题，区委通过了。你现在就是预备党员了。”并给我看自愿书。我看到上边有区委的红印章；和两个介绍人的红印，一是陈兆祥二是陈化民。他们是办公室的正副主任。时间是七月五号。入伍后，六一年七月五号，按时转正的。
在区里期间挨过一次批评。也是终身忘不了的。也是我要积极当兵的原因之一。事情是区里召开各公社领导会议。中午午休罢到了开会时间，我却睡的还没醒。应该由我负责给会场摆好桌椅送上开水的事没做。这时区长赵兴发生气了，站在院中间大喊：“小印！到哪去了？”我在睡梦中一下警醒了。赶忙下楼。他见了我仍气呼呼的说：“还要我们侍候你呀！”我一听当时眼泪就出来了。但没犟嘴。一边流泪，一边摆桌椅。到了晚上赵又专门找到我床前哈哈笑着说：“小印，还在生我的气吗？别气噢。别人都知道我是赵大喷吗，（赵是大老粗，但是老革命。说话嗓门特别大。人们都私下叫他赵大喷。）我是有嘴无心的。可别生气。我知道你是个好娃子。下次我一定注意方法。”他这一说，我还说什么呢？当时我的确很生气，就有回家不干了的想法。经他这一说，我心就软了。随着年龄增长和工作的经历，才逐渐有了新的认识：有了错，领导批评就应该虚心接受。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应有品德。
还有一事是到区里后不久，通知我送信到县委。我就对管后勤的王书义说：“我明天骑自行车去，行吧？”他说：“那路不好走。”我说：“让我试试嘛。”他就同意了。原因是：我才在周府庵学会骑车，瘾很大。再就是年青，胆大，不知啥叫难。第二天早饭也没吃就骑车上路了。那时从凉水河经石鼓、习家店，过槐树关到老均县城的公路是五八年才修的一条简易公路。加之才下过雨。十分难走。从凉水河到蒿坪的这一段，有一多半，要推着车走。而且，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开始劲头十足。走到现在的骆店那里，就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一上车就要倒。只有慢慢推着走。当时的公路是从白石河下边的河沟修的。从那上坡有几家住户，有个食堂。正在做饭。我说：“我是凉水河区的。在你们这里吃顿饭，行吧？我饿的实在走不动了。”炊事员说：“你问会计。我们不当家。”后来那个会计出来了说：“你给我半斤粮票，我要跑到凉水河去买粮，来回要花一个工，划不来。”我说：“给你一斤粮票。”他说：“还不是一样吗。”我说：“我是区里的工作人员。”他说：“那也不行。”我说：“就算我是个叫花子，来向你们要碗饭吃。行吧？”他说：“这是集体的。要是在我家，我一定会给你。现在我当不了这个家。你到前边石鼓公社，他们卖饭。”我只好又往前走到了石鼓。我到那个路边食堂一问，回答说：“没问题。只是还得一会，饭才能好。”他们灶边上有一个床。我就倒在床上，很快睡着了。可能过有半小时，人家喊我吃饭。并给我端了一小陶瓷盆面条。叫我吃。我吃罢后给他们一斤粮票和钱。会计只收半斤。说是规距。我十分感激的连说了几声谢谢！离开了他们。因为睡了一觉，肚子也不饿了。劲也来了。加上过了蒿坪路也好多了。一口气骑到了老均县城。第二天，可不敢再往回骑了。连人带车坐船回的凉水河。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挨饿的滋味。
五，走进军营。
再就是在报名参军时，我就决定要改个名字。因为我原来的名字叫印金道。好多人都说不好听。不少人把印当阴念。当时，区的武装部干事梁发中和陈科长还有其他人，都参谋的叫这叫那。有的说叫印毅，有的说叫印豪，还有三个字的。最后好象是雷长洪副区长说：印毅好。就这样定了。
七月二十五，全区各公社领导在油坊沟公社开会。会议内容是均县和光化县合并，成立丹江县。我是和王书义打前站到油坊沟安排会场和吃住等。二十六一天会议结束。晚上回区里。第二天我就带上铺盖回家了。这时，我才对家人说：“我要去当兵。”当时我妈就哭的不行。继父是什么话也没说。但我能看出他也是不情愿我当兵的。但我已决定了。他们仍然强忍悲伤给我送行。（写这篇文章时，才听小妹说：当时公社干部送入伍通知书到了我家门口，说是我验兵通过了，现在来送通知书的。我妈就拿了一把斧头说：谁要叫他当兵，我就和他拼命。大吵大骂。后来继父拦住她说：这事一定是娃自已决定的。你不能怨别人。他在区上工作也辞了，你再拦他，不是耽误了他前途。好说呆说，妈才没有再说什么了。）那时我们全家，除我不在家外，还有五人。住在纪洪志家原来的两小间牛圈里。因为是夏天，当天晚上，我是跑到对门纪昌明们门外找了一扇门板睡了一夜。第二天由我妈送我到草店。我不让她送，她非要去。二十八晚上我们住在老均县城西岗的大大（姑妈）家。二九号走到草店。可能是三十号新兵发衣服。到最后却没有叫我的名字。我又去找陈科长。他进办公室去了一会才出来说：“走！去领衣服。”我就正式穿上了军装。在草店两天多，我妈，心里总是闷闷不乐。但没哭出来。六四年春，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才听姐妹们说：我们八月一号起程后，我妈也返回家时，是一路走一路哭回去的。接着病了个吧月。可见母子连心。（最近在一次闲谈中二姐和小妹说：当年我妈走到颜家湾时已病的走不动了。躺在在路边上。幸遇一位好心的姑娘，先把妈扶到一个小庙里睡下。并问清了我家住址。又亲自给家里送了信。姐妹们才把妈接回去的。）
换了衣服后。三十一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叫文化兵——空军。他们先走了。我们剩下的陆军好象是二，三个连。具体是多少人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有两百人以上。因为有十几辆汽车。我们凉水河区现已记不清是多少人。我们枟山公社是十二人，就是一个班。宣布：我是班长，陈永财副班长。
八月一号上午，县里举行了欢送议式后，已是快中午了才坐上汽车。直到天黑才走到襄樊。住在一个学校里。饭后，就让大家在校院内泥土马路上，打开被包，把铺单往地上一铺，将就了一夜。二号到了孝感花园。又是住学校。好象是花园中学。第一印象是绿化的很好，路边有树，有花坛。是我从未见过的；再就是，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上学时，上自然课，老师说自来水最清洁。心想那只是外国人才用得上。原来，我们中国也早有了。只是我们大山区落后而已。第二天早饭后连里宣布可以结伴上街。我就叫到：“谁愿意和我一路去看火车？”哗啦一下就有十几人同意。我们跑到火车站，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铁路和火车。好象是第二天坐上闷罐火车到了目的地——河南信阳县明港镇——陸军七师。进营房后，先在新兵连学习了一些简单的部队常识。要求也不是太严格。生活方面，吃饭也不定量。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年代，确实感到很好。十二天后就分到了各个连队。我们均县的兵，大多数都分在二十团。少数人分到了其他团。我和凉水河的徐文忠以及光化县的二人分配到了二十一团一营三连。
一进正规连队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是不习惯紧张的部队生活。当时是林彪才接彭德怀的班。要求很严。比如早上听到起床号后被子一掀，（每天班里有一人值班，负责整理内务。）穿好衣服要跑步上厕所，然后跑步返回。这时，排长已经在喊集合了。要是解大手的话，动作稍慢了就会迟到。以排为单位到操场，值班的连长或副连长早已站在场中央了。连长要是已经整队了，去的晚的人就要站在场边喊：“报告！”答应：“入列。”你才能入列。不答应，你就得一直站在那里。我虽然不习惯，但我的动作是不落人后的。没有挨过批评。当时，我们班有个房县兵姓邵，他是六零年上半年入伍的。个子小且肥胖。搞啥都比别人慢一啪。单杠连个仰体向上就作不了两个。所以，他经常挨批。白天训练一天，他累的经常夜晚尿床。我们俩是床挨床。只要尿了床，他也习以为常，不怕别人笑话了。就笑着说：“糟了，又尿了。”然后，自己把铺盖拿出去晒。
当时，一个星期要跑一次五公里。老兵都是全副武装。我们四个新兵不背被包。只背武器。我是一支苏联50式冲锋枪。头几次都没跑完就累掉队了。我记得在连队的四个多月中只有一次跑到了终点。还是副班长把我的枪抢过去替我背了一程，我空手跑的。但我不是最差的。还有不少老兵也跑不了。
再就是不定期的经常搞紧急集合。有时十天半月不搞，有时，头天搞了，第二天又来一次。一般是在旱上起床前半小时左右；有时是刚睡下不久。一听到紧急集合号后，是不准开灯的。摸着黑穿衣服，打被包。集合后外出跑一段路回来再检查。看谁被包打的结实合格，着装是否整齐。有时，有一些人的被包，一跑路就散乱了；有些人的衣服扣子没来得及扣；有只穿一只袜子的，还有人的裤子前面穿到后面的。笑话百出。搞的次数多了，就好多了。这些训练基本都是以连为单位进行。营、团没搞过。记得是年底搞过一次全师的紧急集合。是一天的早上快起床时，号声响了。一直跑到了师部操场。师长亲自讲话。讲的什么？现在记不得了。只印象远处的台上师长穿的黄尼子军装。看不清脸是什么样的。
另外，就是一年的训练计划已经是到了大半。我们四个新兵都不让参加。平常人家去训练，我们几个就干些临时任务，打打杂。只是到了最后一个科目是师合练。我们参加了。就是跟着别人后边跑。因为，主要是师长指挥。我只记得我们连坐上坦克跑了一程，下车后就散布在一座山顶上。突然听到：“戴防毒面具！”当时每人都带的有。赶忙都戴上了。然后又把军帽戴在了头上。又听到：“目标，对面山顶，冲啊！”我在开始训练时班长就对我说：“你干什么都是跟副班长一起。”所以，这时副班长喊我：“走！”我就跟着大伙向山下冲去。到了山下后，班长回头见我没戴军帽。就问：“你帽子呢？”我一抹头才知帽子掉了。副班长二话没说，拉着我就往回转去找帽子。结果在不远处找到了。原来是第一次戴那防毒面具，加上跑的快，要大出气。可里边的氧气不够。就只好揭起面具换气。又忘了面具上边还戴有军帽。我和副班长跟上大部队冲上了山顶。刚趴下，前面的假想敌投来了一颗手榴弹，刚好在我脸前不到一米处爆炸了。溅了我一脸泥土。因为戴有防毒面具，幸好没伤着眼睛。班长赶过来问我：“咋样？”我说：“没事。”他才说：“好险。不过问题不大。你看这是纸做的。是训练专用的。要是真手榴弹的话，你可就危险了。”
其次是生活上吃不饱。当时口粮标准说起来也不低。每人每天一斤半主粮；每月半斤油。可能是因为副食上啥也没有的缘故，加上年青人训练强度大等，所以感觉每天都在饥饿着。早上稀饭；中午和晚上都是半斤白米干饭，是用土陶碗放在蒸笼里蒸的——叫双蒸饭。每班一盆炒白菜或者是炒萝卜块。全营在一个大厅里，没桌没凳。一个班围一圈，蹲在地上吃饭。全连中间放一口大行军锅，里边一锅白开水兑些酱油和盐。就是汤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馒头，一人一个半斤重。每顿吃罢后，总感到还欠一点才算饱。十月份到确山县的马尾山上割马草。见了成熟的山楂果，人们都是抢着摘的吃。连卫生员当面讲，吃山楂不卫生。可他背地里也和大家一样的吃。
这期间，我的思想情绪的确很低落。真有点后悔，不该当兵。有一天，我病了，睡在床上想起了家，越想越多。就在被窝里流泪。这时排长看到了。他批评说：“你印毅是共产党员，怎么搞的？”还有原话我记不得了。总之是说我不应该闹情绪。我也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从那以后，我就想既然来当兵，就没有再走回头路的了。别人能过，我为什么不行？情绪也有所改变。心想第二年从头开始好了。
几个月前就传言，过了年全师都要去山东挖坑道。直到十二下旬，正式宣布去山东平度县施工。定于三十号起程。二十六号上午，连长正在给全连讲部队长途乘火车的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团部来了一个战士，对连长说：“叫印毅出来。”我出来后，那人就说：“打被包，到师部报到。”我问：“去做啥？”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直接去师部军务科（是什么科，现在记不准了好象是军务科——因为到军区司令部就是军务部。）就知道了。”他看着我背上被包上了去师部的路后。才回团部。当时全连都在开会。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出来干什么。我到师部后，看到已经有四个和我一样的战士在那了，他们是二十团的。这时，一位领导说：“你们要调到武汉去，从现在起印毅是党员，一路上由你负责。”说着他把调动手续给了我，并说：“你们直接到武汉军区司令部军务部就是了。”并说了到军区司令部的大致路线。说罢停了一会，他看了看手表说：“原来说让你们上午就走的。车票没买好。只有下午再走了。你们还是各回各的连里吃了午饭再来吧。”于是，我们把行李放在那里，又回连里去了。我回连时，在半路上正好遇到连长下班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连长是抗美援朝的老革命，家属院在师部附近。）他下车问我：“你调哪里去呀？我们提前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到了新单位好好干。”到了连里后，特别是班里的同志都很羡慕。说我不会到山东吃苦了。直到晚上，我们才坐上火车。下半夜就到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我们五人都是初次到大城市的土包子。根本不晓得东南西北，也没坐过电车和公汽。幸好在车箱里邻座有一位女解放军。看出我们是新兵，而且听到了我们的议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并说：你们到军区司令部正好与我同路。你们跟着我就是了。我们才放了心。原来她是军区161医院的护士。当时的161在洪山，后搬到了汉口黄浦路。洪山那里给了武汉军区总医院。我们下午到的明港车站。晚饭也没吃。到汉口记得是四点来钟。都饥饿难当，可是到饭店吃饭要粮票。我们都没有。那护士给了我们两斤半粮票，我们才在一个小夜店里吃了一碗大麦面糊。天没亮我们就坐头班电车到了武昌何家垅——武汉军区司令部军务部。然后，就又叫我们到了付家坡军区第三招待所——我们的新单位——军区司令部地图仓库。归作战部测绘科管。当时，图库只有朱安然参谋和一个战士彭守义。在我们到的前一天，从四十四师也调了五名战士先到了。十一人正好一个班，后又从司令部警卫营调李道银任班长，彭被任命为副班长。（他们都是五八年的兵。）还是测绘科的朱参谋负责。图库 不知是何时就有的。设在三招原来一个很大的旧饭堂内，另外有一座五间的平房是生活，办公用。此时正在东湖来望山修建新库房。我们就在招待所就餐。每人每天生活费0.596元，粮票45斤。发给个人。到食堂买着吃。节约归己。比在野战部队好多了。
六一年春，大部分人都搬到了东湖新库工地，边训练边整理还没完工的新单位。三招只留下我和何正先二人看守和发图等业务。
新调来的十人中，就我一人是六零年下半年的兵。其余都是上半年的。到了机关一对比，明显的看到了野战部队和机关后勤的区别。十人中就我穿的棉衣是好的。他们土黄色的棉衣都几乎洗成了白色，（那时的军装是土黄色，六四年后才改为草绿色。）而且都打有补丁，有的还不只一两处。原因是：当时的士兵是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外也没有罩衣。上半年的兵都是元旦前入伍时就穿上了。春天就接着军训。在野外摸趴滾打，荆棘、树支勾挂。所以没有人的衣服会是好的。加上当时的染色条件也不好，一次洗下来，黄颜色就会掉去大半。何况，都只少洗过两次。再就是经常看到的大官多了。在七师很少看到穿尼子军装的。只记得有一次是师的一个副师长和团长到我们连去了一次，是穿的黄尼子军装外。其他就很少见过。因为那时只有校级军官才发尼子军装和军大衣。可到了军区。不要说司令员政委了，科长，副科长还有参谋也都是校官。穿尼子服的相当普遍。
三月二十九号，朱参谋带领我们三个战士到北京领新地图。其间，朱和王正国到天津办事，去了三，四天。我和韩戊已二人就成天去逛北京。可又舍不得花钱，身上也没多少钱。但还是去了故宫、颐和园等一些地方。我们从总参测绘局领了一个车匹，四十多吨地图。我们四人都坐在车箱里的地图上。夜晚就和衣睡在上边。也有时只留下一个人值班，其他人去和列车长一起坐守车。因为守车里有火炉取暖。每到大站列车就要重新编组。一等就得很长时间。到了汉口江岸站还等了一天多，才到武昌。所以，那一趟我们就在火车上呆了六天多。
我们在北京时正值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一张一般的票才二元六角。测绘局的领导问我们看否？要看他们可帮忙买票。我们也没舍得买。成了终生遗憾。再就是有天晚上，管地图的一位处长，现记不得姓什么了。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电视直播球赛。那时武汉还没电视。我们几人中有的想去。有的说去人家屋里别扭的慌。刚好招待所放新电影《追鱼》。也没去看直播。但有天在招待所看到了电视。虽然没看到半小时就停播了。但那可是平身第一次看电视。
总参测绘局在南京举办各大军区图库管理人员培训班。武汉军区由彭守义和我参加。五月十二号，我们第一次坐大轮船，顺长江而下到了南京。住在蒋介石的总统府后边，南京军区空军招待所。在那里学习了四十多天。主要是学习地图的收、发及保管业务。由总参测绘局的几个处长和科长讲课。生活非常好，早上油条，豆浆；中、晚有干有稀，几个菜而且是荤菜。这是我从来没享受过的好日子。假日里还组织学员到了中山陵、玄武湖等处参观游玩。过的特别愉快充实。这段时间里我不但学到了地图管理的基本业务知识。而且学会了不少生活常识以及在大城市生活的良好习惯。比如不随地吐啖，不乱丢垃圾，讲卫生，讲礼貌等等。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农村说话老带脏话：：“去球，考了”等。在南京的四十多天中全部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比如“考了。”这句脏话后来彻底改成“糟了。”
在南京闹过一次笑话。终身不忘。就是有一天,和几个学员到街上澡堂洗澡。（当时的空军招待所虽然很高级，那时却没有洗澡设备。）看到别人请师傅擦背。我们悄悄商量说：也擦了一回，过过洋瘾，享受享受。当时擦一次背好像是两角钱。当我擦好背，从澡池出来，正在穿衣服。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我边上茶几上的一个茶杯问：“是你茶杯？”我说：“不是。”不一会他和那擦背的师傅一起来了。师傅从茶杯边上拿起了一个约一寸长的小竹签说：“是你擦背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那人指的是竹签，不是茶杯。竹签是擦背收费的标志。我当时也没看到是谁放的。以为他问的茶杯。再就是南京话的‘擦’和‘茶’，“杯”和“背”的发音非常相似。我当即哈哈笑了起来说：“是我的，是我的。”随手付了钱。
六月二十五，返回武汉。
这年八月份发生了一件被盗案。武汉夏天非常炎热。那天，付班长从东湖回司令部为大家领津贴和伙食费。领后先给我和何送去了。天已晚，就在招待所吃饭。饭后听说161医院有电影。我们三个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回后就洗澡睡在屋外的场子上。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们仍按老习惯，穿着短裤，光着膀子打扫卫生。然后才洗漱。我们都洗完脸后，就听到开饭的铃声响了。这时，我们才开始穿衣服。可等到我穿军裤时，却找不到了。这时，他们两个何说衬衣不见了；彭说军裤衬衣也没了。这时，我们才知被盗了。我赶忙跑到床下，拉开图箱，一看还好，枪还在——我们俩平常有一支苏联五零式冲锋枪护身。可从来没随身带过，天天都在箱子里睡大觉。副班长赶忙向领导报了案。我们又四处察看。我从原来在这住的宫科长们平时到菜地那个铁丝网小洞出去，走了几步，就看到两条军裤和一件衬衣。这时彭和何也去了。一看都是我们的衣服。可口袋里的钱和粮票都没了。特别是副班长领的钱和粮票，除给了我和何二人外，全班的生活费和津贴都被偷了。司令部政治部保卫处去人和招待所的领导查勘了现场。小偷是从菜地钻铁丝网进小院后，因为我们在门前睡觉。刚好看到我们寝室的山墙上的窗户没关。从窗户进屋拿了衣服又原路离开了。都分析认为是内部作案。为什么呢？原因是：图库是在招待所内。招待所外有一条竹篱笆。图库三边是房屋一边是铁丝网。网外是一块空地，招待所的菜地。原来测绘科的宫科长家住在这里时，在外种有一小块菜地。为了走捷径，在一处铁丝网底部搞有一个人能进出的小洞。平常有野草掩盖着。一般人根本看不到。更不要说在夜里了。再就是，那天刚好是副班长去领钱。当时，我们十二个战士，生活费是二类灶标准，每人每天伍角玖分陆厘，每人就是十八元左右，津贴有6元或九元不等。合计300多元。每人粮票四十伍斤。局外人是不会知道的。
可事情的真相却完全相反。几天后，洪山派出所找到了招待所——他们抓到了一个小偷，就是他偷了我们的东西。那天夜里派出所的便衣队在街上巡逻。下两点的时候。当走到小东门时，发现一个青年人往武汉大桥方向走。他们上前盘查，问他是干什么的？这么晚还在街上逛？那人回答：去坐船。巡逻队中有一人看到那青年有些面熟，但猛下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搜了搜青年背的包和口袋。也没发现问题。就准备放他走了。当那青年转身时，发现他的屁股后的口袋是鼓着的。他们立即上前掏出来一看是一大把钱和粮票。于是就带上车往回走。到街道口时，因有事停了车。那家伙剩人不备，跳车就跑。巡逻队几个人齐追，才又把他抓住了。开始几天问他钱、粮是那里来的？他就是不说。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承认是在三招偷的。原来他就是一个到处流窜的混混。前几月他在武昌，也是夜里曾被巡逻队的那人盘查过。所以那人对他有印象。只是当时没从他身上搜到东西。就放他走了。偷我们钱那天，他才从宜昌到汉的。半夜走到三招见竹篱笆可进。他就钻进去了。在菜地发现我们睡在屋外，窗户在开着。就找到了铁丝网下的那个洞。进屋拿了衣服就又原路返回了。在菜地里，他把几件衣服的口袋搜完后，除了钱粮外还拿走了我的一件白衬衣和何正先的一个钱包。
六一年下半年，新库建成。我们都搬到了东湖来望山。图库建在山半坡上。四栋库房和警卫班的住房在围墙内，办公室，伙房在围墙外。这时有了主任——王新亚。朱参谋不再管图库了。开始几个月我们在八一小学食堂就餐。起伙后，我们这个班既是仓库保管员（当时管图的叫司图员，可没有明确说那个人是的。），又是警卫战士。除炊事员不轮流站岗外，人人都要天天轮着站岗放哨。而且在开头的有一段时间中，炊事员也是轮流的。一人干一个星期。后来，才确定了专门的炊事员员。但每逢星期日，有两人值班：一人站岗，一人做饭。其中还有包括我和另外三个人为主各分管一栋仓库。对该库全面负责。要是发少量地图时，就由分管的人去办；若是大批量的由主任安排。通力合作。
六二年春天，台湾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全军处于紧急战备状态。因为，图库离司令部较远。作战部担心一旦军区首长急需地图时会误事。就决定在司令部临时成立一个小地图室。把一些作战部作战室和首长们常用的，不同比例尺的地图都准备了一部分。这样，就把我抽去干这事了。在作战部一楼，给腾了两间办公室，是库房，也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由于，只是一个应急的差事。平常基本无啥事。所以，就成了作战部的临时工。只要他们需要人帮忙，就喊我去。比如，给别单位送文件，给首长家换挂地图等。多次帮部里参谋给陈再道司令员和其他军区首长的办公室和家里换挂地图。当然，部里有什么活动。也会让我参加。比如，到南湖机场观看空军飞行表演；到一些工厂去参观等等。
夏天还和作战部的参谋们，一起到洪湖县的大沙湖农场割了十几天的麦子。具体多少天，现记清了。但有三件事却至今不忘：
一是，有天带队领导安排我和几个劳动者，好像是五人。去离农场约五六里远的洪湖挖藕。当时，洪湖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野生莲藕。虽拿有工具却跟本没用。就是把长裤子脱了，有的光膀子，有的只穿一件背心。用脚在泥里往下探。踩到藕后再弯腰，用手慢慢一节一节的往前挖开泥巴。然后，就能拉出一整支藕来。半天我们挖了一百多斤藕收工的。当天的天气说晴不晴，说阴不阴。所以，下湖时也没戴草帽。当天我们几人什么感觉也没有。可到第二天开始背上就发痛了。几天后开始脱皮。又奇痒难受。
二是，有天在割麦子时，发现了一头猪獾。在场的有一二百人。齐刷刷的都参加了围猎。结果，硬是把獾围在了中间。人人手中都有工具。半小时后，獾子被打晕，成了俘虏。这时也到了收工时间。一名农场的军人，他每天上工都要背一支半自动步枪。一是为了安全，以防万一，二也是准备对付野兽的。他用枪剌一下剌穿了那獾的鼻孔。然后挑起来扛在肩上往回走。快到场部时，那獾突然一扑腾，挣脱了枪剌，滾落到了地上，翻了个身跑了。等人们反应过来时它已跑进麦林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家伙大约有三十多斤。原来人们都指望到晚上吃獾肉喝肉汤的。结果成了一场空。
三是，有天下了一场大雨。各个河道沟渠水满横流。有人发现流水的渠道里有小鱼和黄鳝跳。就找了个竹筐子去捞。筐子放下不久，提起来就有几条鳝鱼或小杂鱼或者泥鳅。这个发现，一下提高了大家的兴趣。于是，都去想办法找工具，下沟去捞。半天下来，就捞有上百斤鳝鱼和一些小野鱼。那两天食堂给改善了伙食。
年底军区司令部搞防突然袭击演习。各部的参演人员都离开机关，到武昌关山区的九峰山上。包括陈再道们都吃住在帐篷里。还单独给我设置了一顶帐篷。拉去了满满一汽车地图和有关资料。放在那里。首长需要就立即送过去。在那演习了十几天。因为是军区演习，主要是陈再道们动脑筋；部长参谋们动手。我们一些小兵只是偶尔忙一阵。大部时间是看书休息。而且，生活搞的特别好。虽然在野外，但过的很舒服，也轻松自在。六三年春节就在司令部过的。好象是六三年春才解除的战备。回到图库的。
图库的工作任务就是三个字：收、发、管。六零年前的图库所保管的地图绝大多数是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旧地图。数量也有限。我们新库建有四栋，每栋近五百平方米的库房。从此以后隔一段时间就要到总参测绘局或有关印刷厂领一批回来。每次都是一个车匹，三十至四十多吨。都是解放后新测的新图。武汉军区管辖区为河南、湖北两省。都已复盖。种类主要是一比五万、一比十万分之一，供师、团以下使用。军以上有二十万和五十万分之一的。数量也少。还有一比二万五的。是供炮兵用的。我们下发的对象主要是各军和独立师以及军区有关部门。我们既是地图保管员，也是警卫员。每天二十四小时还要站岗放哨。只是有几个人是侧重业务多些而已。
一九六二年正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汉口汉润里旅社的。开始我说：“你打错了。”接着他说：“你的妈妈来了。不知怎么找你？你快来接呀！”这时才知是我妈和大姐夫李才全到部队探亲来了。我到了汉润里见了他们，我心里一恁症，一年多不见，感到她老了十多岁；大姐夫也是如此。真正感到农村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大姐夫在汉只玩了三四天就先回丹了。那时，什么东西都缺，而且贵，尤其是吃的食品。一个像月饼一样大的圆饼子就要五块钱，还要粮票。他们买了一些小东小西和布料等。大姐夫提前带上走了。妈妈在部队又住了几天？现在记不清了。她要走时，只买了十几个圆饼子、水果糖等点心。我发的几双军袜及吃饭的塘瓷碗给她带上了。另外，要走的前一晚上，主任叫炊事员多蒸了一些馒头。装了一军用挂包。让她带上。那时汉丹铁路才从汉口的汉西站开到随县。每天只一趟，早上从汉西发车。下午，我和妈到汉口玩了一下午，在长江饭店，也就是军区二招吃了晚饭后到了汉西。十点多钟，车站工作人员说：车站太冷，大家可以到车箱里去坐。于是，我们都上了火车。车上也没有灯。人们都摸黑坐在那里打盹。当时也没有手表。大概是四点多的时候。有人说：“去买票了。”我就和大家下车到站里买票去了。去后却没卖票，因为从车箱到候车室有近百米，还是土路，而且坑凹不平。我就没立即返回车上。直到五点过才开始卖票。我拿了票就往车那里跑。我到车跟前时，却见我妈在车下哭。我急忙问：“怎么啦？”她说：“东西没见了。”我就上到车上去找。从头找到尾，也没发现。这时已快到六点，车要开了。我只好下车。劝妈别丧心。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今天不能走了。明天再说。我又把妈领到二招住了一天。又买了一些点心，让她带上回家的。主要是想给家里人带个包的意思。当时的经过是：我不在车上，妈要上厕所，就对坐在对面的一人男人说，让他照看一下东西。可等她回来时，那人把东西拿跑了。按当时价钱值七八十块钱。按平常价，真不值钱。
好像是六三年夏天，那天轮到我值班站岗，还有一个炊事员在家，其他人都到山坡下种菜去了。突然来了一辆小轿车。停下后，从车上下来了两人，其中一人是中将军衔。我赶忙立正敬礼。陪将军的是名大尉军官他说：“这是杨司令员，来看看你们图库。你把门打开。”我说：“我们领导都到菜园去了。我马上去叫。”并立即叫炊事员去喊。我要去给他们搬凳子坐。杨司令不让。他就站在我旁边说：“小鬼，你是那年当兵的？”我答：“六零年八月。”他又问：“那里人啊？”我说：“均县的。”他啊了一声说：“均县，我们在那打过仗。铁打的均州，纸糊的郧阳啊。是个好地方！”这时，我们领导回来了。杨对领导说：“这小鬼做的对，不认识我们，不给我们开门。很好！这时，他伸出手要和我握手，我赶忙两手也伸了出去。他临走时又说：“小鬼，好好干！”我说：“是！”
这名将军就是杨秀山。实际上在这之前我们就听过他的报告。在军区礼堂看过他几次。只不过离的较远。更不要说有说话的机会了。据说他从总参调武汉军区是准备接陈再道的班的。后来文革开始，因他是贺龙部下。就在武汉军区消失了。(百度搜索，文革后他还是武汉军区副司令。）
六四年二月二十一号，我和军区测绘大队的崔管理员去兰州领地图。走时武汉正下雪。都说到了兰州会更冷。所以，崔专门到后勤部借了两件皮大衣和皮手套。从武汉到郑州有位置坐。从郑州到西安是一直站到的；走了近三天两夜才到兰州。谁知到兰州并没有下雪，也不是特别冷。在兰州印象最深的是亲眼见到了大西北的黄土高原，看到窑洞和只有半边坡的房子和荒凉的黄土高坡，兰州四周的山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只在我们住的军区招待所对面的山顶上孤零零的长着一棵不知什么树？具当地人说：“那是兰州人花了不知多少力气，栽了多少棵树？才最后活下了这一棵”；再就是兰州人每顿饭都离不了醋；其次是和济南军区的两位同行在街上吃了西北有名的风味——羊肉泡馍。另外第一次亲眼见到藏族同胞穿藏袍只穿一只袖子和街上卖火烧馍的，一担挑子上放一个火烧馍样品直径起码有60公分那样大；真是特别！我们和济南军区图库各领了一个车匹四十多吨地图。在路上走了五天。三月二号才到站。
这年四月二十三号，第一次回家探亲。六零年七月离家时，家人们是临时住在人家的牛圈里。后来盖了新房，但具体位置我还不知道。下船后，按着信上所说的大致方向走到了我们新家的后坡上。我站在山梁上叫了一声：“妈！”家里人还没听见。可家里的大黑狗却狂叫着往山上来了。妈和姐妹们，这时也出门看到了我。都高兴的叫了起来。说来也怪，那狗听了家里人和我说话后。立刻不叫了，摇着尾巴跑到了我跟前。好象是老熟人一般。真是狗通人性。家里的变化很大。有了自已的房子。生活也比前几年好多了。两个妹妹也成了大姑娘。只是我妈和继父都苍老了许多。在家住了九天，真是其乐融融！可假期就只有十天。
自一九六零年调到图库后，我们一起来的十个战士，只有马立国因六四年，全军大比武时期，到河南信阳步校学习过三个月。当上了副班长。其他都仍是士兵。但军衔都随着军龄和平时的工作表现加星了。我从开展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以来，基本上每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从列兵的一个五星到六四年七月九号已是上士了。（列兵是光板一星；上等兵两星；下士是一杆一星，中士是两星，上士三星——士兵中最高的了。）我没当过副班长或班长。可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号，组织上正式宣布我为图库助理员。也就是提为军官了。这时图库王映崑是主任；步联升是管理员。加上我就三人是干部了。按当时的规定就要换发军官服装，包括大檐帽、四个口袋的干部服、武装带、黑皮鞋和肩章等。可我的任职命令的文件却迟迟未到。直到六五年三月初才到。政治部说的原因是把文件发到一个野战军去了。并说五月一号就要去掉军衔。大檐帽等都要取消。所以，就不再补发了。就是发了，马上又要上缴。当时就只发给了我一幅少尉领章。戴到了五月一号。干部服、黑皮鞋、武装带到换夏装时就换了。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张戴大檐帽和系武装带的照片。工资从六四年十二月补发。当时，我一提就是正排级。按规定军龄满五年的月工资为72，50元。可我的军龄只四年多。是66元。
六五年五月一号，全军去消军衔制度。从元帅到士兵，一律佩戴红领章。头戴红五角星。同时，工资也改革。正排级满五年军龄的为70元。不满五年为60元。这样又减了我六元。
这年三月二十一号随同作战部朱参谋和军区测绘大了的队长以及两名测量员到应山县征用土地和测量新图库库址。新址选在广水至应山县城之间的一条山沟里。小地名叫马都司。地点是领导们事先已选定了的。我们第一天带领测量员到了目的地后，由他们工作。我们就到县有关部门办土地证去了。
第三天，我们就直接去了河南确山县的炮兵第二师。下火车后，看到的确山县的县城简直不像县城，像一个小镇。全城没一栋楼房不说，而且还有好多土墙的草房。一条街，一眼就望到了头。
到了炮二师驻地后，才知当地正在患流行性感冒。军营的大多数人都带着口罩。 在师部检查了他们对地图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又征求了他们对地图发放的一些意见。就离开了。接下来先到了商丘陆军第二师和开封陸军第一军军部。任务和炮二师一样。
在商丘除了工作外，正遇上师里搞军事演习。师部让我们也去观看了。有各种步兵武器实弹射击；还有几种我说不上来的大炮射击；印像最深的是火焰愤射器，一下烧毁一大片荒草、树木都被烧焦了。
三月十七号我请假去了二师炮团探望了在那当兵的二姐夫陈教元。他比我早入伍半年。当时他是连炊事班的班长。我们相聚有一个多小时。我就离开了。
在二师招待所和武汉军区司令部的一个科长住在一起，现在记不清他是那个部的了？他脚上穿的袜子没上底。和当时部队发的不一样。交谈中才知是尼龙袜。他说一双袜子可以穿几年。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尼龙产品。
三十一号我们到了陆军一军军部。任务和在两个师部一样。顺利完成了任务。在开封，我们去了那里有名的风景区——铁塔公园。所谓铁塔，实际是琉璃砖和琉璃瓦建的。很像铁的。所以叫铁塔。塔高十三层。楼梯是围绕中心轴旋转，直通到顶。朱参谋说：“我上去过。上下一趟累的腿痛，我不上了。你上去看吧。”我出于好奇，没多想就开始趴了。每上一层可以从四方的四个窗户向远处眺望。但我却是一鼓作气到了塔顶才四下瞭望了一遍。可以说是开封全城尽收眼底。印象最深的是公园的北边围墙下堆了半人厚的黄沙。那都是平常刮大风时，从田野里刮来的，把围墙外填平了后流进来的。在塔顶瞭望了四周后，我又一口气下到了底层。公园里还有一尊铜铸的大佛，介绍说是十二吨多铜所铸。当天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可是到了第二天，啊！两条腿开始痛起来了。一直痛了一个星期才好。从那时才知登高是不能太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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