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默默人生
---忆我这一辈子
(第二集)印 毅
六，正规连队受锻炼。
因为我在正规连队生活时间短。组织决定：让我下连锻练。六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到了陆军第一师。
上午到师部，安排第二天去连队。下午，我逛了一会安阳市的街，又去参观了袁世凯墓。
师部和二团驻在安阳市内；一团驻扎在汤阴县；三团驻安阳水冶镇的一条山沟里。和林县交界。我去的连队是三团九连。从师部走时是和北京总参和我一样下连锻练，才参军不久的大学生。他姓孔，去八连。出了安阳市区就是黄土公路。因为当地近一年就没下过一次透墒雨。干旱十分严重。加上已是秋天。遍地看不见绿色。我们坐的大货车一跑尘土飞扬。三团团部和直属连驻在山沟的口子上。然后依次是一二三营往沟里排。我们去的三营在最里边。当我们背上背包走上公路向连队去时，才发现根本不象公路。路上全是一层细灰。一脚下去鞋子几乎全陷进了灰里。到三营大约有三里路。到了目的地后，不要说鞋子了，就是裤腿上也都是一层黄土。八连和九连隔一条小河相望。九连在左手山边开出的一块平地上。厨房兼礼堂是红砖红瓦木列架的平房；门前是操场；再就是一连五栋一色灰砖墙拱形屋顶的平房。间隔约十五米，依次是连部，四三二一排各一栋。每排第一间是排长室不到十平米。每班两间。
我在连队，头半年当兵；后半年当排长。连里把我分配在全团最落后的二排六班。这个班从开展创“四好连队”以来未评过一次“四好。”可上年度全团最先进的，荣立三等功表扬的战士张恩友在六班。班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左大毛，一个叫李春才。是全团有名的落后战士。服役态度不端正。思想极不稳定。工作，训练消极怠工。尤其是李春才，公开说：“班长，你们给我个处分，让我回家好了。”晚上我们都睡觉了，他在被窝里自言自语的说：“妈那个巴子，都说解放军好，好个屁。简直像监狱。”他高兴了也干的可以。一不高兴，就说：我头痛。他公开说：“我不想训练了，就说头痛，医生也检查不出来。”
班里还有一个有名人物——副班长，名字叫谷正刚。他是全师有名相声演员。他和八连的两个人合作能演一场晚会。他是在外演出多，在连队少。而且他还得了一种难以治理病。医生叮嘱他每天走路不能超过五百米。可他仍是乐观向上。看不出他是病号。他只要在班里，他周围都会围满了人。他会说、会唱、会跳。逗得大家笑的肚子痛。六六春，他们那批老兵退伍。在欢送的晚会上。他把豫剧《朝阳沟》：我俩个在学校整整三年那段改成：“我和你在部队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你也曾教我练剌杀，我也曾教你练投弹......。
我到班里以后，把自已完完全全当个士兵。事事冲在前边，不让战土们照顾。以身作则，向他们学习。因为分工不同，在图库基本没进行过军事训练。每年至多打一次靶，也是第一练习而已。什么射击、投弹、剌杀、土工作业，行军等等都没搞过。有很多军事常识都是一个新兵水平。班长有意照顾。我说：“不能那样，我要从头学起。”但军事训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我记得半年内打过两次靶即第一和第二练习。第一练习打了个优秀；第二练习打个良好。投弹由开始的三十多米到后来增长到四十八米以上，有几次还超过了五十米。但剌杀始终没学会。
那时，全军开展单位创“四好”，个人争“五好”活动。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的确非常高；工作非常积极主动。许多战士早早起床做好事。比如为全班打好洗脸水；打扫营区卫生等等。那时的官兵关系也特别好。全班战士都把我当老大哥。因为我是没有职务的。他们又不好叫我老印。开时他们叫我“首长。”我不让他们那样叫。后来比我岁数小的就叫我老印了。还有几人还比我大一两岁的，特别是班长，一般情况就是塔腔说话，有时仍叫我“印首长。”每天早上出罢操。全班人的脸盆和牙缸里的水已倒好，牙膏已挤到了牙刷上。真正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平等友爱。
在河南的生活比在武汉要差的多。因为我们图库属不满25人的小单位吃的是二类灶，伙食标准是0，596元。而且还自已种有蔬菜和养的有猪。平常生活很好。连队的标准才0，43元。但比起六零年还是好多了。主食方面大家都能吃饱；副食方面主要是萝卜白菜，不是每天有荤，但一个星期是有几次肉类的。对南方兵有一个不习惯的就是吃小米。当时部队供应中有百分之十的杂粮——基本上都是小米。当时，因为一师是战斗值班部队。全师编制不但是满额的，而且，还有不少象我一样下连锻练的编外人员。基本上每班都有。我所在九连去锻练的干部有我和副指导员两个，另外有长春航空预备学校的学员十几个。除了四排是炮兵排没有外，其余各班都有一二人。全连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人。一大半都是南方人。对小米很是吃不习惯。每顿饭要是吃大米干饭或是白面馒头的话，需要一百二三十斤。可要是吃小米干饭时，三十多斤却吃不完。我们这些干部和绝大多数战士虽然吃不下去。可也不表现出来不满。少吃一点也就过去了。可有些落后的战士，一边吃一边骂娘：“这是什么他妈的粮食，真难吃。”有的甚之吃不下去，就偷着往恶水桶里倒。不少次被连长指导员发见了，就开现场会批评。再就是饭菜基本上是千篇一律。战士们是这样说的：“早上小米饭，中午大米饭，晚上哥俩好（就是大米参小米。）”吃的菜是：“早上白萝卜，中午红萝卜，晚上红萝卜（是胡萝卜）掺白萝卜。”虽然油水不大，但能填饱肚子。所以，官兵们都还是较满意的。我虽只在那里呆了一年，那小米饭就让我吃的够够的了。特别是有时小米饭做糊了又不熟。现在想起来那味道就想发恶心。
那时，正规部队政治空气特别高。政治宣传工作无处不在。除了各级政治机关组织的政治学习外，所有连排班的干部和党员都积极开展交心谈心活动。相互之间有一点问题就会主动在一起交交心，谈谈话。见有好人好事就有人表扬。比如全连在一个大厅里吃饭，这时，突然有一人站起来说：“现在我广播：“今天上午我们班的李XX同志本来就生病了。但他仍然去了练兵场。他带病训练。结果晕倒在山上。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这年的三月八号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地震。经过是这样的：当时，人们都在熟睡。快起床时（具体时间是五点二十九分十四秒——从网上查到）突然床动了起来，好像要倒一样，同时听到窗户和门都哐铛哐铛地响！大约响动有十几秒钟才停止。全屋的人都晃醒了。因为都没经过地震，所以，没有一个人起床，都睡在床上好奇的叫着：“唉，唉，唉，咋的了？有人说鳌鱼眨眼，地翻身了！有的说：哪里放炮了吧？有的说糟了，敌人进攻了！敌机轰炸了！有的说：这炮一定不小，没有一吨以上的炸药，不会有这么大的震动。”不一会就听到了起床号响。白天大家仍是议论不止。可都没人说是地震。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了，才知是邢台发生了地震。周总理亲赴现场视察，指挥抗灾。但仍没引起重视，也没采取仍何措施。一切都还是正常壮态。至到第二天下午，全连政治学习，分班在一起讨论。突然，从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响声。接着窗户哗！哗！哗地响起来了；床也乱晃起来了。这时，人们都爭先恐后地跑出了屋。这时各班再也不敢进屋学习了。都搬了小凳坐在场地上学习。到了晚上，上级来了通知： 要防地震。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至到这时，全连才都行动了起来。除炊事班因为住的是木列架的红瓦房，不搬家外，其余的连部和各排统统把床搬到了操场中间。一个排的双人床并在一起。顶上和四周用雨衣遮挡。幸好北方雨天较少。在外住了两个多月。只遇到了几场小雨。就这样一直到六月初到黄河滩割麦子加野营时，才搬回营房的。这期间又多次余震，但只是有震感。却不是很强烈。
四月中旬，我的当兵时间到了。仍在二排当排长。实际上是副排长，因为人家有排长。排长室也只能放一张床。我还是吃住和六班在一起。二排长姓邓，是大学生入伍。对军事技术也不是很懂。体质也差。我只是配合他工作。主要是对各班的思想政治方面的一些事都由我抓。比如有的班的班长和战士闹矛盾了或者两个班之间有问题要进行协调等。半年里只当了半个月的真正排长。就是六月初，全团去黄河滩割麦子加野营。原来总政下连锻炼的副指导员，期满回北京了。二排长抽到连里代替副指导员的工作。二排就是我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体验长途行军和野营的军事知识。野营前一个多月就在做准备工作。比如各排都抽出了宣传员进行培训；要求人人都检查准备好自已的鞋袜，一定要平整柔和，不能有线紇瘩；晾晒馒头干，炒炒面等等。我当时听说穿尼龙袜好，就写信让在武汉的战友托人帮忙给我买了一双寄去了。
好像是六月三号出发的。印象最深的的是上路的第二天，连里组织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行军的头半天还好，到了下午脚就打起了泡。而且不是少数，是大多数人。脚一挨地就钻心的痛，但听不到叫苦声。一路歌声不断。特别是那些培训过的宣传员，背上装备一样不少，却老是一会跑前，一会跑后的跑到有利的位置唱歌说快板为战士加油。发现好人好事，就现编快书或快板，当场表扬。晚上到宿营地，放下背包战士们就有的拿起扫把，为住户打扫屋内外的卫生；有的担起了水桶，直到把水缸挑满为止；还有的给住户做起了其它事。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一定要发扬老八路的作风，每到一处，一定要做到“缸满院净”。这时连排班的干部都在忙着开会搜集汇报当天行军的情况。晚饭后，一般是以班排为单位总结当天的行军情况。然后，才坐下来几人就一盆烧得很热的热水开始泡脚。脚上的泡没有破的用针穿一根头发留到泡里。已破了的就抹一点润滑油之类的药，这都是事前教育过并准备好了的。
头三天是白天行军。行军第一天的半上午，突然听到号声响，我和一些学员还楞在那里不知为啥？却见其他人都粉粉离开公路找有利地形卧倒了。我才知是要防空袭。也赶忙趴到了路坎下。防空过后，我马上对四班长说：“我这外行掉底子了。从现要起，凡是军事训练的事你代替我指挥。”并当场向全排宣布：“我没学过军事。从现在起凡遇到行军打仗这一类演习的事，大家都听四班长指挥。”四班长是六一年的兵，他大我一岁。参军前是郑州市工厂的工人。军事上非常过硬。我最佩服他的剌杀技术。我有次穿上防护罩和他对练，我一下也没剌中他，他却每一下都把我剌的向后退好几步。因为是野营训练，所以经常是边走边练。如在公路上行走，就不能走路中间；一班和二班也不能并排走在路的一边，要分别走路两边；听到防空号要立即找低洼处卧倒，并要把所有金属部位隐藏起来，以免反射阳光，会被敌机发现；每天行军连里都会派一个尖刀班在前等等。
行军中最难得的是耐力。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背上的装备大约四十来斤。现记不清了，当时真的过秤秤过。被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一双鞋、一件雨衣、一人好像是二或四颗手榴弹、除机枪手以外，一人有一件铁锹或者十字镐；一支冲锋枪或半自动步枪、子弹袋里是一个基数的子弹；每人干粮袋开始都装满了镆干和炒面，足有五斤。途中不一样。有时是连里给各班分粮食，有多有少。这时，往往被战士们抢着装进了自已的袋子里。争着自已多负重，减轻他人的负担。头一天所有人基本上都感到还算轻松；第二天以后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劳累；感到最吃力的是那些还不满十八岁的航空学员。他们还不是全副武装，比连里战士少背的有枪、手榴弹以及土工作业的十字镐或者短锹等。其码要少十几斤的重量。就这样还有的孩子累的掉眼泪。但由于政治鼓动和个人的进取精神，他们个个仍是咬牙坚持。没有掉队的。但一到宿营地，就倒在地上的那种可怜相，实在令人心痛。可有的仍坚持和老兵们一样，为老乡家扫地或担水……。那种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和热烈地政治氛围中锻炼出来的。
五天的行军中，经过了安阳、汤阴、鹤壁、淇县、汲县、新乡、原阳等市县。沿路风景各异。现在只记得：
一是，淇县还是汲县的一个地方所有的村民都住的是石头房。墙是石头壘的，屋面是石板盖的；
二是，行军的第三天晚上住在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的一个村庄里。一个村有几百户，一千多人。却只有一口水井。而且井有十几米深。井上一个辘轳緾满了井绳。绳子的两头同时工作，一头向下送空桶，一头向上提满桶水。老乡们说：“天再旱，那井都有水，没干过。”
三是，沿途都在边割麦子，边打场。而打场的方法却比我们这里要先进得多。我们这里最好的办法是牛拉石碾。而我沿路所见的最落后的也是用拖拉机碾麦子。先进的就是在石碾架子上装一台电机，麦场上空牵一根铁丝，电线架在铁丝上，电线可申可缩，和电机连接。另外在碾架上固定一根长约三米的木杆，杆头拴一条绳子。掌握石碾的人站在麦场中间，手握这条绳子。他松或者拉一下绳子，石碾便可向场边或场中运动。电碾在场中跑的非常快。十几秒钟就可绕场一周。效率非常高。
四是，进入新乡市内，就沿着一条运河行军。那运河是引黄河水向北的。不知多长？运河上到处都建有闸门。河两边的地里，不远一段就修有一条水泥渠道。通往棉花和麦地里。河两边的土地一旦需要灌溉，只需把闸门一放，水就流进入了渠道，流到需要水的农田里。非常方便，省力。
第四，第五天，是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夜晚行军，前半夜还好受。到了夜三点钟以后，那个难受的滋味简直难以形容。有的电影里说走路睡觉，那是真的。不过一定得是好路。我们的夜行军全部是在平原的公路上。行军时不许说话。也看不到周围的景色。只是跟着前边的人走。走的时间长了，那脚步慢慢就成了机械运动。所以，有时会闭上眼睛，两脚不停的向前运动。有时前边突然一停，后边的人就会一头闯上前边人的背包。
第六天上午到达目的地——郑州北边的黄河滩上——陸一师的农场。当天休息。第二天就投入了割麦子的任务。
黄河滩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麦地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麦浪。一片金黄。
每天，上工前连部给各排，排给各班划片收割。麦子是播种机播的。一行一行笔直均匀。根据各人的情况割麦子。大部分战士选择一次割三行（北方称行为垄）有的只选一行。我们排有一部分河南人，在家就是社员。他们半蹲半弯腰，手拿鎌刀，沙，沙，沙割的特别快。一会就把别人甩到了后边。我记得我和那些航空学员，每人才割一行。还被割三行的人抛在后边老远。割一天麦子，右手被鎌刀把磨起了泡。夜里睡在床上浑身痛。因为年青和那时觉悟真高！第二天大家照样是你追我赶，忘了痛疼和劳累。各排都铆足了劲。力争先进。每天收工后，连里用皮尺验收，看各排收了多少亩？排里也对各班验收。一连割了好像是六天。最后评比：四个排中，第四排割的数量最多。人平一亩九分六；因为他们排没有航空学员。我们二排最少，是人平一亩八分八；但收割质量上，我们排得了第一。
在黄河滩割麦子中，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有天中午午休。我提前醒了。我坐起来一看，开始一愣症，后来我笑了。你猜为什么？我看到所有人的脸都像死人的脸一样。这时起床号响了。我说：“大家不要擦脸，都互相看看吧！大家相对一看都哈哈大笑起来了。原因是我们睡在用雨衣塔的帐篷里，到处都有缝隙，从缝隙吹进的灰沙落了每人一脸。人们的脸都成死灰色。不光是黄河滩。在黄河以北，从三月份开始，一直到九月，每天都是大风不止。一天二十四小时，黄沙迷漫。下雨天很少，不刮风的天数更是少之又少。
二是有天早上连炊事班没做饭。而是煮的新鲜鸡蛋，每人是五个还是六个现记不准了。后来每班又多给了几个，可又不够一人一个。我当时说我不吃了。可因为我是排长，六班长非要给我一个。我只好又吃了一个。结果到了半上午肚子就开始发胀。老是打那种鸡蛋味的饱嗝。坐立不安。中午和晚饭也没吃成。至到第二天才不打嗝了。
麦子割完后的当天，没有休息就收拾行装开跋了。返回到原阳县的一个村庄里休整了一天。然后从另一条路回的安阳。返回时，可能是上级考虑战士们割麦子累了，没有去时走的那么快，也没出演练题目。再就是，可能因为有了去时的行军锻炼。回程真的比前次轻松多了。
经过总结评比，我们二排一切都做的较好，得了个全连第一，受到了团部表扬。而其他排有的出了伤员；有的出现了掉队的；还有丢了装备的。
八月份（66年二月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日记都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所以，具体时间记不准了。）连里抽了十八人去水冶镇的河沟里捞苲草，储备冬天的猪饲料。又让我去带队。那河沟的源头是在那道川的尽头。那一片地方从地下咕噜！咕噜地往上冒水泡。附近有个疗养院。人工修了几个圆形水池，有大有小，大的直径十几米，小的只有几米。所有池里水流到下游就变成了一条小河。我们就在那水池和河沟里捞水草。那泉水真的很凉。岸上温度三十四五度。下到水里赶忙扯上几把苲草出水，不到两分钟就冻的浑身发抖。就在太阳地里晒一会，再下去捞。战士们个个干劲十足。捞上后就选择地方晾晒。我们吃住在那里，连干了三天。打捞了几马车半干水草回营的。
好像是月底，连里又通知说到农村为部队下一步的政治野营打前站。第二天，我就带了三名副班长和一名老战士去了离驻地约三里来远的林县许家沟公社（从网上查，现属安阳县。）应阳大队。该大队座落在一条山沟的最顶端。沟底有一口水井。全大队，一共几个生产队？现记不清了。二百多户，九百多人。都居住在那口水井周围的山坡上。大队部在水井边上。队部有广播，每天早中晚按时播放新闻。有什么公事或找什么人？用广播就行了。我们去的任务主要是了解当地的社会壮况，社员的生活情况以及民风民俗。为大部队去农村野营前，好有针对性地教育战士们遵守老百姓的风俗习惯，不违反纪律。搞好军民关系。
我们去后住在水井左边半山坡上一户社员家里。当地属于北方，冬天睡炕。每家的房子修建基本上大体一样。两间一个单元。进门一间为客厅，另一间从山墙中间留一个门，门口处留有大约半平方的地方外，其余都是炕。但那地方的炕与其他北方的炕又不同。他们的炕不从屋外生火。炕底为实心。只是在一进门的中间炕边上修有一个煤炉。冬天那煤炉一天到晚不灭。就在那炉子上做饭炒菜。屋顶和窗户都是纸糊的。门窗上留有通风的风斗。进炕的门都是不安门扇的。是用一个厚布帘子挂在上边的。夏天则取掉不用。夏天则在屋外另有厨房。家家如此。家境好的人家，大人和孩子是分屋睡的。条件差的则全家人都睡一个炕。我们住的那家，就属好的。是他们女儿出嫁前另外住的两间房。睡觉时从炉子两边上炕，睡在炕中间的人，两脚就伸在炉子边上，也就是伸在锅台上。
我们去后，先是每天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在一起干活的过程中认识干部和社员，并从中了解情况，熟悉情况。当地虽是山区，但交通还算方便，简易公路直接通到村。从村庄到大部分地块都修有至少也有半米宽的小路。不像我们这里，大多数活路都是靠肩挑背驮。那里生产队里有马车、板车。特别普遍的是独轮车。而且都是现代的板车轱辘。不是过去的那种木头的。往地里送肥料，从地里往回收庄稼等等都是用车子。男女老少都会推独轮车。一般一百多斤的东西一个人推上就行了。要是加上一个人在前边拉的话，就能推三百多斤。
我们五个人住在一起。但分别在四个生产队调查情况，参加劳动和吃饭。我和那个老战士在三生产队。每天换一家吃饭。晚上在一起碰情况。
当地的生活习惯很特别。加上当时因为将近两年没有下过一场透墒雨。三季基本上是颗粒未收。社员吃的粮食全靠国家每天供应八大两，而且大部分是杂粮，如红薯干，荞麦面等等。每家的早晚两餐几乎全是千篇一律——小米糠饼子，小米稀饭。那个糠饼子并且是凉的居多。是做一次要吃两到三天。他们的说法是：“热吃馍馍，冷吃糠。”因为糠饼子一旦再加热就散架了。所以，除了第一顿是热吃外，余下的只能凉着吃。有的糠饼里掺有一点菜，是咸的；大部分家的饼子里掺有柿饼。吃起来糠沙沙的，柿饼甜甜的。因为那地方盛产柿子。到了秋天柿子收了，队里也把柿子当粮食一样按工分分配给社员。有的家庭可以分几百上千斤，社员们除了吃新鲜的外，都晒成了柿饼。然后又把柿饼放在碾子上碾成泥。做糠饼时掺进去就是了。再说那糠。当地老百姓说,此地从旧社会起，再好的年景，小米糠都没丢过，都是想办法人吃了。更不要说现在的大灾之年了。当时，村里有电。加工粮食都用的是小钢磨。他们把那小米糠放在小钢磨上磨的非常细。所以，吃起来只是沙沙的，加上有柿饼的甜味，并不是多难吃。但吃后消化不是太好。我们五人中他们四个人都说：吃了肚子发胀，大便发结。我却没什么感觉。再就是，有少数家庭的糠饼，因为是夏天，又没冰箱，放了几天的糠饼已经变味了。仍端出来叫你吃。的确不只一次遇到。因为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也不敢不吃，更不敢说不好。只得硬着头皮少吃一点罢了。那稀饭，真叫稀饭。一碗里的小米真可数得清有几颗。当地用的碗大多是很大的黑色的土陶瓷碗。要比普通的碗大三分之二。碗边上绝大多数是一圈陈年的黒垢。他们不叫碗，而叫圪老（好像是这个音，不知是那两个字）有些家里还把稀饭里加点盐或者青菜。早上喝一大碗马上就饱了。两泡尿一尿，不到半晌午就饿了。中午的一顿饭是最好的。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都是面条。只有少数家里是吃馒头或烙饼。我们去时是夏天。所以，每家的厨房都在屋外。他们的吃法是：有几个人，一次先下几碗面条。女主人则再下第二碗。我们是客人，她添饭时给我们捞大半碗面条，然后再舀一勺配菜。但不是像我们这里说的臊子面。就是炒的菜，绝大多数是茄子丝。而他们自己人则是小半碗面条，大半碗菜。我们要求和他们一样。他们说我们是客人，硬是不干。我们知道原因是缺粮才会这样。所以，一般情况下都只吃个大半饱就不吃了。特别是有小孩的人家，看着小孩见了白面面条眼就一直盯着，围着妈妈转的情景。确实不忍心。我们五人都感受特别深。
再就是他们那里的人，特别是男人们和老年妇女们基本上是每天不洗脸的。只有年青的姑娘和媳妇们会洗脸，尤其是出门上街一定要洗。时间久了，熟悉以后，我们每天刷牙洗脸。那些男青年就说我们：“脸上有啥子可洗的？你们天天洗，多麻烦。你看我们不洗，也不是过的很好吗！”
我们在大队调查研究生活了半个多月，营里通知我回去汇报。不是单独向领导汇报。那天全营各连和营直单位的班以上干部和我们九连的全体官兵在九连大饭厅里。我把我们小组的调研情况作了汇报。（写这个回忆时，我翻到了我六三年十一月至六六年二月的一本日记本中，我当时的一个汇报提纲还夹在里边。）内容就是当地社会政治状况，民风民俗。大体如前所述。
我们好像下去的第二十天，全团都进入农村。三营就在我们去的那个公社各大队。我们九连就在应阳大队。其他营我现在记不清在哪里了。大部队到村时，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了。帮助队里抗旱，搞秋播，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宣传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没有出现红卫兵。 正是大破四旧高潮。应阳村的民兵青年就把村外的一个小土地庙给推倒了；把个别家庭的老式家具上的雕刻的木人用刀给挖下来了。这些行动，部队没人介入。野营结束前，连里和大队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我们四个排长也演出了一个像三句半又像快板又像诗朗诵的节目——叫联口词——是一排长和四排长合编。二排长说我是先前队的一定要我上台。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上台演出。野营半个月，最后回营房的前一晚上和全大队在一起召开忆苦思甜会。晚饭是集体做，全大队所有大人小孩和全连一千多人在一起吃忆苦饭——是槐树叶、小米糠加白面糊。秋天的老树叶加上极稀的面糊又没油没盐，很难下咽。就这，大多数老农还说：“这饭虽然是老树叶，但还有正经粮食。比旧社会强多了。旧社会受灾了哪有一粒粮啊？”有个老党员带头诉苦：说到旧社会大灾之年，全家出门讨饭。母亲饿死在山西。他号啕大哭。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对官兵们教育十分深刻。
七，山沟里的军营生活。
十月十四号结束了在正规部队整一年的锻炼。当进了安阳火车站才发现：真是人山人海，原来是红卫兵开始大串联了。车箱内三人的坐位有的挤五人，过道地上全是人。我挤上车后一群学生见我这个军人就喊：“解放军叔叔好！”并腾出了一个位置让我坐。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挤车挤的满头大汗。我把军帽拿在手上。一个女学生就伸手拿的戴在了她头上。得意的和她同伴们哈哈大笑。并问大家：“你们看，我像解放军吧？”十五号，回到了武汉东湖。到图库后，领导就说：“你到应山新库工作。”并说：“你的东西早就在图库搬家时一起搬过去了。”于是，第二天就到了应山。
应山新库和东湖旧库面貌大不一样了。地处大山之中。单位扩大了。不是单一的地图仓库了。增加了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的档案和作战部的兵要地志资料。番号为武汉军区司令部地图档案资料库。代号为197部队。地图和兵要资料业务由作战部测绘科管；档案业务由司令部办公室管。但行政上统属武汉军区测绘大队领导。这时，属于业务的工作都是干部负责。不像东湖那样了。警卫工作由一个警卫排专门担任。共有人员四十多人。图库的四周有铁丝网围护。地图仓库是四栋，档案和资料库各一栋；平房有五栋：是办公、食堂、宿舍以及招待所。虽然各方面都扩大了，但仍是一个连级单位。
另外，和图库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单位——测绘大队印刷厂。他们人数多，大约有近百人。是半军事单位。领导人员都是穿军装的。工人职员大部分是复员军人和军人家属。
一个小山沟里建了一片现代建筑。站在高山上一看格外耀眼。和图库只隔一个小山包有一座水库。库边上住有一户中华山林场分场的场员。其他再无住户了。走约二里出了山沟，就是广水至应山县城的公路。到两地大约都是十公里。公路边上有个村庄，叫马都司。
我到后，领导就让我分管一栋库房。这是我的老业务。在应山工作了一年七个月。这一年多可说是平平常常过的。除了业务工作外，的确没有值得可说的。要说有几件趣闻：
1，是六七年六月十八号，我记不清作战部是为什么事要我和李跃清去武汉。我们从汉口大智门站下车准备坐一路电车过江。可人们说，一路电车今天不通了。我们也好久没来武汉了。很高兴的想正好顺便逛逛街。当走到江汉路时，啊！才发现原来中山大道在这里被各种家具、汽车轮胎、板车、麻袋等等给堵塞了。不但中山大道，凡是通往中山大道的所有街口都是如此。从江汉路到三民路一整段的大道路上到处丢弃的都是从土产商店拿来的商品十字镐把、铁铣把以及砖头瓦块等等攻击性武器。也没人清除。至到利济路才坐上电车。到了司令部，才知昨天晚上“百万雄狮和钢新两派”发生了惨烈的武斗。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全省有名的“六一七事件”。我们丹江是“六一八。”
2，是我带领战士小陈到北京领过一次地图。是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京的前一天，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打倒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林彪亲自讲话。大报小报和广播都是有关这方面的宣传。我们进总参测绘局大门时，我走在前边。当走近卫兵时，我正准备掏介绍信，那卫兵突然立正向我敬礼，并大声说：“为人民服务！”然后才小声说：“请问你们找那个部门？”我一下给搞懵了，我顿了可能有好几秒钟才举手还礼并接了一句：“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时，那卫兵才接过介绍信看了后就放我们进了门。因为，我连这次去过北京三次，加上在南京学习过。所以，总参图库有好几个比较熟悉的人。我们见面后，我说：“今天差点掉底子了。卫兵见面先读毛主席语录。我从没见过，差点没回答上来。搞的我手足无措！”他们说：“这是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才发明的。我们也还没习惯。因为，随我一起的战士小陈（现记不起名字）第一次到首都，所以，在工作之余我们还是去参观了几个风景名胜点。在参观故宫时看到不少红卫兵都是三五人或七八人，多的十几人一起，而且都是列队行走。有些队的带头人还举着队旗。他们只要走到挂有毛主席像的地方都会停下立正向主席像行军礼并喊：“毛主席万岁！”或喊：“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当时觉得很好笑，可又不敢笑。谁知回到应山后，应山也开始在学了。并且发展到接听电话的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先念一句毛主席语录。不过这种搞法时间很短。后来，各单位比较规范的是：“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搞了很长时间。
3，是从北京回应山不久具体时间记不清，我们都在上班。突然从山外开进来两辆大卡车，上边站满了人。直接闖进了操场。这时，我们都已出门站到了操场里。车上有部分人身上背有枪。其中一个背手枪的人。边往办公室方向走边叫谁是领导？主任和指导员忙迎上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人一挥手说：“走进屋里说。”接着有四五个跟着他一起进了我们主任办公室。我们一看那架式，就知道是来抢枪的。因为，在此前的几天里，天天就有红卫兵小报说：某某造反派抢了某某单位的武器。这时，我们好几个干部都俏俏对警卫排长说：“你还不快回去把枪藏起来！”排长当即就往警卫排住地跑去了。在办公室谈判的过了很久才出来。由主任领着几个可能是头头的人去了一栋库房。打开门让他们看了一眼后。造反派就离开了。造反派走后，全库干部战士，还有印刷厂的人都聚集在操场。七嘴八舌说我们是保密单位。埋怨主任不该开门让他们看等等。主任和指导员一脸无可奈何的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是不答应。他们说要抢警卫排的枪。他们真要抢，你有什么办法？你又不能开枪。那不更糟糕嘛。”
4，有天早上，早操后我们正在洗脸。突然听到印刷厂的人大叫：“打狼啊！我当时正在门口刷牙，抬头看对面印刷厂（印刷厂周围没铁丝网）猪圈上边的半山坡上，啊！一只狼叼着一头和它小不了多少的一头小黑猪往山上走。我见它跑的慢。我立即进屋，现记不清是谁的房间？拿了一支冲锋枪，就去追狼。我出发前和狼的距离可能有三百来米。我上到山顶时看见狼在我前边不到百米的一个斜坡上，慢慢的走着。可当我追到那斜坡时，它已过了一个山凹，离我有两百多米了。它一晃就不见了。当我追到它刚才所在的位置时，它已下到谷底。它离我大约有一百五十米的样子。它放下小猪，正在休息。我能清楚的看到它的全身。这时我也是累的上气不接下气。我立即趴下，准备找个合适依托好射击，并想喘喘气，好瞄准。当我正准备射击时，狼又叼着猪跑了。我知道我的射击水平不行，行动目标没把握。所以，没开枪。一是怕打不着浪费子弹；二是怕开了枪没打着狼会被别人取笑。我又追了两个山凹，说来也真是狼背凹，当我看到它在一个山凸上时，距离非常近，可它一晃就过去了。当我跑到那山凸时，它已经跑过了凹，在另一个山凸上了。我后来只好放弃了追击。在那山沟里经常听到狼叫。在这之前，有天晚饭后天还大亮。一只狼就蹲在我们猪圈上边的山坡上看着猪栏嚎叫。我们的猪圈是在铁丝网内。狼进不去。我们好多人在山下大叫，它毫不在呼。大家都对王奎元说：“你的枪法好，去把狼打死吧！有人并拿来了半自动步枪。王悄悄从旁边迂回到离狼两百来米处，连开两枪，可惜没打中。还有一次是我不在，一只狼在夜里不知怎么自己跑进了我们的铁丝网内。天亮了被发现。警卫排几个人拿枪追击。那狼顺着铁丝网来回跑了几圈，可大门并没关，它到了门口却不往外跑。直到第四圈它才冲出大门。几个人共打出了八十多发子弹，狼却毫发无损。为此，司令部通报批评了库领导。
5，是六七年春，有天去中华山林场扛树苗。早上天亮就出发了。坐车到了一个山口处，然后步行约八九里，到了场部。有人扛一棵，有人扛两棵（有两米多高的，有一米多高的树苗。）回到了停车处上了汽车。没有休息就又往林场返回。要在场部吃了中午饭再扛第二趟。就在走到一大半路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在叫饿的走不动了。但是，还要坚持呀，都知道，不向前走就没有饭吃呀？特别是已经看到了场部的房子，大约还有二里路的时候。我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脚真的象罐了铅一样沉重。真想躺在地上不动才好。只好拣了一根树棍当拐杖拄着走。真是寸步难移。离场部还有二百多米时，有人在后边叫了起来。原来是有一个战士晕倒了。幸好他们一起有两个干部，用树叶给他灌了一点水。他又苏醒了。这时林场的人见了，忙跑过来了好几个人扶着我们，才到了目的地。这是我有生一来的第二次体会到挨饿的滋味。林场事先早已准备好了午饭。我们每人吃了一斤大米饭；十几个人吃了两洋瓷盆萝卜块；并把所有的米汤喝了个尽光。汤足饭饱后，大家又扛上树苗动身了。
八，参加军管，受益匪浅。
六八年的五月二十五号，库领导把我和周火炎、梅家松三人叫到办公室说：“上级要求派三名干部去参加军管。支部研究决定你们三人去。你们回去准备，明天就出发。”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武昌水菓湖——湖北省委第一招待所报到了。我们这一批到的人有五六十人。上午分配了房间，我们三人仍住一起。（原来是四个人住的房间。我们把多余的床收起来，打扫卫生。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就开始打喷嚏，流清鼻涕。当时以为感冒了。后来天天如此。头天一吃药就好些，第二天又会犯。后来，医生说：“你可能是过敏。”就给我开了治过敏药吃。一吃就见效了。这才想到要找过敏源。经过一段观察。原来是招待所的房间都是油漆的木头地板。用拖把一拖就会散发出一股霉味。我闻到后就过敏。我的这个过敏病至今未能根治。但我能控制它了。说到这里，就顺便加以记述。）下午开会，才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直属单位的。现在的新单位是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专案组。任务就是办理原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干部的专案。第二天专案组再具体分组时，几个组却没有我。直到最后才宣布：“印毅到政法组去报到。”二月五号省革委会成立时，对外宣布只是领导人。工作人员大都还没到位。机构有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政法组。我到政法组时，组里只五人。梁仁魁（十五军参谋长）是组长。还有武汉空军的两名营级干部；两名湖北省军区的，现都记不得姓名了。一位是湖北省军区军事法院的张院长。我去后就分配我和空军的老惠担任接待信访任务。我们有时是同时上班；有时是一个人。办公室就在原省政府办公大楼的二楼。那时对上访的规定是只听，多解释，不给文字答复。另一个任务就是转介绍信。省直单位和大专院校出省外调的都要到政法组开介绍信。大多是只在单位介绍信上签上同意外调，盖上政法组的外调专用章即可；也有一部分是要重新开。因为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许多干部被打倒、被审查。各单位几乎都不只一个专案组。所以，外出调查的非常多。这个工作量虽然每天也很大，有时达到转介上百份。但是比较简单。而上访的事却很麻烦。到省上访的大多是各地区县市的。全是冤假错一类的案件。大部分是批转回各地公安军管组处理或做一些解释就行了。可还有一部分就是当事人认为地方上搞错了，才来省里的。非要省里解决不可。为此纠缠不清。只举一例：我上班不久，就有一位妇女叫王明荣四十九岁，光化县的。为她四十五岁的继儿申冤。她继儿是光化县副食品公司职工。文革闹派性而死。县公安军管组结论为自 杀。她说是他杀。她刚去时，不吵也不闹。见我们忙，她就坐在一边等着。我们有空了她才找你说她的事。慢慢熟悉了，她早上去后还帮我们打扫卫生、打开水等等。这样过有两个月。其中有几天，她可能回家了，不见她人。除此之外天天如是。问她晚上住那里？她说：“火车站。”可到了七月底八月上旬，她变了样，一上班她就緾着你说她的事，刚好那一段时间就我一个人在值班。让你无法办其他事。我只好对门卫说，不让她进门。头两天她没办法了，只在大门口坐等。见我出门就拉着我，要我给她解决问题。我就改成提前从后门上下班，让她看不到我。过了两天她知道上当了，就堵在大路中间等我。因为，我们住在一招，上班要过水菓湖路才行。她一见就拉住不放。我连办公室也进不了了。这时，我就找到梁参谋长说：“我上不成班。”梁听了汇报后，当即拿起电话，通知警卫连说：“来人把王送到收容站。”接着又对老惠说：“给光化县军管组打电话，叫他们来领人。”不一会警卫连就来把王明荣拉到了汉口收容站。
七月十六号，武汉市举办第一届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活动——万人横渡长江。省革委会有一方队参加。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方队一百多人，排位第几？现记不得了。从武昌司门口大桥下不远处下水。终点是汉口的滨江公园。距离据说是一万多米。因为是顺流横渡，蛙泳一下就可前进三四米。不过瘾的是：要按顺序，保持队形，不能自由前进。不少人，包括我在游的过程中很顺利，我感觉也很轻松。可当快到岸边了，双脚一触地，两腿肚子却抽筋了。只得揉好后才上岸。参加者每人发有一个带塑料绳的红色塑料纪念章。写此文时找了很久，才在装毛主席像章的盒子里找到了。它是我的一个纪念。
九月份，成立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我又到了清档办。省清档办只有十几人。除打字员是一名地方姑娘外，其余全是军人。各地区都成立有办公室。有几个重点地区，如武汉市，荆州、咸宁等还专门从部队抽调了一部分老战士去担任清档骨干。所谓清档，就是把国民党和日伪时期的档案统统查阅一遍。凡涉及到当时地方保长，军队连长以上的敌伪人员列出名单线索，提供给各地。因为，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通过清档，也确实清出不少隐藏的反革命份子。有些敌伪人员解放后，改名换姓，远离家乡，躲藏在工厂、农村、学校等。清理阶级队伍时，凡是身份来路不明的，都要一一说清和查清。
省清档办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检查，督促全省的清档工作。我到后的第一次任务就是和闵、李二科长（记不清名字了，他们是湖北省军区的。）一起先到郧阳地区检查他们清档班子组建和工作开展情况。先在十堰检查了地区的。后又到了郧县检查了县里的工作。从郧县回丹江是坐的郧县移民往汉阳搬迁的大木船。从我的家门口经过，看到家的房子却没能回家。从丹江又到了襄阳地区。李、闵二人到地区检查工作。我一人到了南漳县的东巩区调查办公室的老兵王作东的家庭政治情况。王是党员发展和提干对象。在王家里还吃了两顿饭，全家人非常热情。东巩是大山区。我还给闵、李二人买了两斤黑木耳。三天后，我返回襄樊。第二天，回汉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根木棍，早上走时，我说：我年青，把他俩人的行李包和我的一起挑上。因为那时襄樊的汉江河上只有铁路桥。公路桥正在修。还没公汽过江。人可从铁路桥上通行。我们从襄阳地区招待所是步行到的樊城火车站。回去不久，我的腰杆就有些痛了。我分析就是挑行李所致。可又不象，三人的包加起来，也没有二十斤。但又找不到其他原因。后来，我的腰痛病硬是痛苦了十三年。到八一年才治好。从襄樊回汉后，就又抽到了省党代会上去了。大约是十月中旬，在会议召开的前半个月，我们这些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就报到了。我被分在大会保卫组。组长是湖北省军区检察院的李检察长。会议地点在汉口黄埔路兵站。我们不但对会场和住所提前进行了全面检查和部署；而且对兵站周围的社会治安等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并向所在地派出所也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原定二十天，后来开了二十五天。参加会议的是各县市区革委会副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会议本来是党代会，选举出席全国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因为，那时的革委会是一元化领导，当时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有不少造反派成员不是党员。所以会议名称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大会。会后，工作人员放假三天。还去黄冈县的林家大湾参观了林彪的家乡。
这年的十二月我和李玉芝结婚了。在我未当兵前就有人为我提过亲，我没答应。当兵后家里人和亲戚曾给我介绍过几个姑娘，但都没有见过面。好象有一个通过一两封信。后来就中断了。我自己谈了一个，而且通过有一年多的信，也见过面。可她突然变挂了。后来听别人说她找了个空军军官。和现在终生的老伴李玉芝相识是我大姐夫李才全不知怎么和艾光华提出的。是艾从中当月老牵线。因为李当时在我们家乡枟山公社工作，是公社副主任。和艾是同事。我首先给她写信，她回信后，又寄照片，这样就鸿雁往来决定了。现在记不清我们通信多久？第一次见面是六八年春节回家探亲。她先到我家住了两天。好象是腊月二十四，我同她一起到的她们家。第一次拜见岳父母及她们全家。现在想来好可笑，第一次登门居然什么礼物都没带。空手前往的。那时，一是年轻不懂礼；另一原因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提倡节俭，反对旧习俗等等有关。印象最深的是去她家的前一晚上就开始下大雪。我们是冒雪上路的。路上有的山垭地方的积雪深到膝盖。几十里路程，趴山越岭。我们一路喜笑颜开地到了她家。全家人都非常热情。尤其是岳父母对我这个新女婿好象很满意。她的小妹妹当时才六岁。见我穿着军装，前后跟着我转。我出门她就拉着我的手一路走。好多大人跟她开玩笑说：“风琴，好不害羞！拉姐夫哥的手。”她只是哈哈的直笑。我好象只住了一夜。玉芝领我到了大沟她舅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回了各自家。在分别时，我想和她握手道别，伸手跟她说：“再见！”她笑着不和我握手。这样，我们都笑着离开了。春节后她回枟山上班。她又到我们家见了面。第二次见面，现在硬是想不起来是回家探亲呀，还是到十堰出差时顺便回去了几天。反正时间很短。这次她送我到丹江的。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逛街。我第一次拉她的手，她没拒绝。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决定了结婚的事。至到年底，大约是十二月二十号，她和小妹妹印金芝一起去了武汉。金芝在汉只玩了几天就回丹了。我把结婚申请递到了司令部政治部，当时就批准了。并要求她到医院检查了身体。我向清档办领导请假回部队结婚。他们都劝我在汉办算了。我认为部队的领导和熟人多。所以，我执意要回应山。领导就同意了。二十五号回到应山的山沟里。第二天，（农历十一月初七）我俩坐摩托车（当时图库就只有一辆三轮摩托车和一辆苏联嘎士五零汽车。）到广水镇政府去领了结婚证。并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和十斤水菓糖。晚饭后在会议室举行婚礼。除了图库全体人员外。印刷厂也派了代表参加。战友门送的礼物就是毛主席像章 和写在纸上的祝福词。我没给新娘买一样新婚礼物。晚上睡在招待所里。盖的是我的旧军被。婚后第三天是星期天，库里放假，开汽车去县城玩。她看中了一种蓝花达尼布，就买了一件裤料。这是我从认识到结婚给她的唯一礼物。
李和妹妹到汉后，领导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当时省一招最好的，是县一级领导开会才有资格住的两人间客房，房间内有厕所、洗澡间、沙发等。她一直住到腊月底。我们一路回家过年。
她在汉期间，发生过两次有趣的事：
一是，有天我们在武昌中华路逛商店。在一个商店门口看到里边很多人进出。我们以为是卖什么便宜货。她在前，我在后，挤到柜台前一看是卖毛衣之类的。我就推着她说：“走啊！没啥好东西。”于是我们就转身往外挤。我两只手放她的两肩膀上，边走边说：“这么拥挤，把钱包挤丢了，划不来。”这时已经到了门口。她一摸口袋，钱包真的没了。我当时就大笑起来。问她钱包里有多少钱？她想了想说：“十几块钱，还有几斤粮票。”我笑着说：“你学雷锋，做好事了。”
二是，有天晚上她生了一盆炭火，在卫生间洗澡。我在看书。突然听到卫生间咣当一声响！我急忙问：“怎么了？”她也没答应。我推开门一看她坐在地板上，衣服也还没穿好，双手蒙着脸。这时，她才说：“我好晕。”我一听，也恍然大悟。我说：“快出去，你煤气中毒了。”因为，我想起前几天，办公室的一位四川来的家属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赶快打开了门窗。过了好一会她才没事了。
文革时期武汉的小偷特别多。坐公汽经常看到或听到有人叫：“钱包被偷了。”有一天，我们办公室好几个人坐一路电车到阅马场看样板戏。湖北省军区的周处长就把钱包丢了。还有一次，162医院的小杜，从汉口回到办公室，还没坐下，就笑着说：“我真的佩服小偷了。”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说：“我去战友处玩，从汉口黄埔路上公汽。上车时，战友说，小心有小偷。我还笑着说，那有那么多小偷。可我心里还是有所警惕。我穿的衬衣，钱包在胸前口袋里。人太挤，我抬起胳膊抓住顶上的扶手。我过一会就用胳膊肘探一下钱包的。可等到了六渡桥停车,上下人的过程中，我一摸，钱包没有了。”
农历腊月二十，我们回到了李的工作单位——枟山公社。单位上的同志要喝我们的喜酒。刚好我们本来也有这个打算。所以李就让公社的炊事员给准备。枟山是个小公社——也就是后来的管理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加上供销店、食品和兽医站几个单位一共才十几个人。两个小方桌并在一起，坐了一长桌。高高兴兴的算是喝了我们的喜酒。现在说起来，青年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只要想起这事也还感到好笑——一共才花了五块钱。因为当时蔬菜都是自己种的没出钱，就是买了猪肉、鸡蛋和白酒。这些东西当时都只几角钱一斤。年后回娘家拜新年。我们又是空手，没带东西。我当时真的根本无以为然。后来才知，在我们回家前，继父已经按娘家要求：把应给哪几家拜年的礼品送过去了。
六九年春，省清档办召开了全省清档工作会议。全省清档工作走上了正规。这时，我们已经从省一招搬进了省委大院的五号办公大楼办公了。四月，党的九大召开。全国进入“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阶段。要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工厂的落实。当时，省革委会成立了几个工作队到人民公社，工厂和学校进行试点。我又抽调到黄陂县蔡店工作队。队长是省革委会常委姜一。每个大队都有工作组。我们的组长是文革前的省粮食厅厅长后任农村政治部主任林木森。另外就我和黄陂县粮食局一位姓昜的三人一个组。我们每天换一家，在社员家就餐。姜一是队长，本来住在公社。可他因和林关系好，借口说：“深入一线，住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大队，和林住一个屋。我们成天是一起吃饭。他们二人有说有笑，非常可亲。姜也只住了一个多星期，回汉开会后就没再去了。（姜和林的印象，我在《在省革委会工作的回忆》中谈到过。这里不再重复。在蔡店先后住了两个大队。十一月结束回汉的。在黄陂农村生活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一家吃饭，基本上顿顿都有小鱼、小虾或者小泥鳅以及淹酸菜——每家都有一个淹菜罈子。具说那罈子里的水有的已经几十年了，也没换过。里边什么都可以淹，豆角、黄瓜、白菜、辣椒等等放进去过几天就可食用。一年四季不间断。大部分家庭的淹菜味很正很好。个别家庭却不咋的，有霉味，甚至有嗅味。当地生活水平较好。在当时比我们这里强多了。可以说是丰衣足食。再一个终身不忘的是每天每家的锅巴稀饭。家家做饭都是烧柴禾，中午晚上都是大米饭，而且是先把米汤控起来，然后再放到锅里蒸。米饭好后，锅底就自然有一层锅巴。开饭了，主妇就只把米饭铲起来。锅巴留在锅里，这时再把原先控出的米汤倒进锅巴一起。再往灶里添一把柴禾，就不管它了。等吃到最后才给你添一碗锅巴稀饭来。开始第一次喝还没什么感觉。可是到后来越喝越觉得香。
清档办除了指导全省的清档领导工作外，还有一项具体的任务——就是对外地直接寄往省清档办的清档线索。专门有几个老兵负责。其他人无事时也去帮忙。每天就有一大堆信件来自全国各地。首先是折开登记。然后，再分寄到各有关地方。当时，我也算一个集邮爱好者。对好的邮票，我都收集下来。大半年内收了几百张。由于，没经验。后来，我只是拣不重样的各留下了一张。其余丢掉了。特别是后来出了林彪事件。把有林的邮票统统烧了。当时有张林彪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邮票。林彪手指前方。不管你从那个方向看，他的食指都指向你。我收集了好多张。林出事后，都付之一炬了。后来听说那张邮票很值钱。现在更有价值。可后悔晚矣。
从黄陂回汉后，现在记不太清干什么了。好像是回家过的春节。
七零年年后一上班，领导就通知我到审批组报到。原因是七零年一月三十一号，中央发了《关于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和一切刑事犯罪分子的紧急通知》当时统称1，31文件各级都相应成立有“1，31”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审批组，实际上就是省高级人民法院。我报到后，分在一组，分管武汉、孝感两地的案件。小组长就给了我一个武汉市军管会上报的死刑案“反革命阶级报复案”罪犯叫田森华，武汉铁路局公务段的工人。地主出生，利用文革之机，大搞打砸抢。我当时对领导说：“我和谁一起办案？”组长说：“就你自己。我们都是一个人一案。”我说：“我没办过案，跟谁一起学习学习才行。”组长先给我讲了复核案件的“三亲自，四见面”的要求后说：“我们都是一样，边干边学。现在，运动才开始，都有自己的事。一人顶几人用。那有你学习的时间。你先认真看卷，从中找毛病就是了。一个案子办下来，你就会了。”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我就认真阅卷，记录下有疑问的地方。阅完后，我向组长汇报后，他就要我先提审一下犯人再外调。我就提前拟了一个审问提纲。到了武汉市军管会。他们派了一个原来办此案的同志陪我到了看守所。虽然，我早做好了准备。可当两个解放军战士押着犯人进屋时，还是有些紧张。因为从来没提审过犯人，特别是想到面前是个要被杀头的死刑犯。我只好稳定了一下情绪才开始审问。慢慢就不再有紧张感了。提审过后，就先到河南确山县田的家乡调查了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再就是在武汉铁路单位复查他的犯罪事实。这个案件向审批组汇报后。领导决定先放下，等后期再办。因为，田的问题大多都涉及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打、砸、抢。很难和阶级报复划清界线。
在办这个案子时，出过一个笑话：在汉西武汉铁路工务段工程队复核田的案件，晚上没回武昌。睡在该队专案组组长的床上。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床。住在一个屋的专案组材料小张就起床打扫卫生了，我醒后，下床穿军裤时，发现搭在椅背上的衣服不见了。我以为小张给我挪地方了。就叫：“小张，你把我的裤子放那了。”这时正好组长进门来了。他一听我说。就喊：“糟糕！又有钓鱼的了！”他这一叫。接着小张也叫起来：“啊！我的衬衣也钓跑了。”我还没反映过来是咋回事。组长接着说：“肯定被小偷从窗外拿走了。”他一说。我明白了。就跑到窗边上向外看。我一眼就看到我裤兜里装的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组长说：“看，我说被偷走了吧。”这时，隔壁屋里也有人叫：“衣服没见了。”幸好我的的确凉衬衣还在，而且钱包装在衬衣口袋里，没偷走。几个被偷的人，丢的现金都不多。就小张说他在市里做了一件衣服，缝纫店给的收条和钱包一起丢了。因为，工程队的房子盖成的是个长方形大院，院子中间空了很大的场地，四周是平房又可当围墙，窗户上都有钢筋护栏。只有一个大门进出。房子外有民房，大部分是菜地。夏天，睡觉都要开窗户。所以，小偷就乘黑夜在窗外，用一根棍子伸进屋里把能钓的东西钓出去。并且越搞胆子越大。有时甚至大白天也敢偷。因为，当你发现了，从大门出去后，小偷已经跑的无踪迹了。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起。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一叫裤子没了。人家就断定被偷了。组长立即回家给我拿了一条工作服裤子穿。我才回家的。我的衬衣没丢是因为，住的房间是两间。两个窗户之间堆了许多东西。我的衬衣就放在那东西上。从窗外小偷看不到。
在办第一个案件的后期，就接手了第二个案子。也是武汉市军管会上报的《现行反革命案》。案犯王安祥，男，47岁，地主出身，新洲县人。案由是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因前罪判刑二十年，在省二监狱服刑。这又重犯。才加刑的。田森华的案子放下后。我就先提审了犯人。一看到王的形象和听了他的言语。我就认定他是个疯子。王身高不到一米五，而且是前胸凸，后背驼，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小时候，他妈把他背在背上玩，不小心一弯腰将他从他妈头上甩掉到了地上，造成的。）说话语无伦次。接着到了他的家乡。王的罪行实际很简单。就是成天嘴里不停的瞎咕哝。少数能听得清说的什么；大多是听不清的话。他的罪行就是从这些听清的话中记录下来的。比如：“姓毛的，你分我家的田；共产党快倒台！林彪和宋庆龄睡觉；蒋介石你快回来呀！”等等。因为，他出生在当地的大地主官僚家庭，父亲解放后被枪毙；姐姐嫁的是国民党的师长，跑到了台湾；他学习成绩很好。从武昌师范毕业后，就在武昌当老师。因家庭原因，解放后被调回家乡当了小学教员。六二年署假，他去了广州一趟。他说是去看同学。公安认定他是准备偷渡去香港，找他姐姐的。因而被判了三年徒刑。刑满回家当了人民公社社员。因为，他什么都做不了，也不会做。还要受管制。不久，他就疯了。他成天成夜，也不睡觉，随便坐在一个地方，瞎咕哝。有时，也用小树棍或小石子在地上或土墙上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话。有邻居给他端碗饭，他就吃。不端，他也不知道饿。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激进的造反派那能看到反革命份子不管的？因此，他又被判了二十年。到了监狱，他仍是如此这股。这才又上报死刑。我复核后，在向审批组汇报时，注重说明王的犯罪事实是确凿的。但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在场的领导和同志都说事实清楚。他骂共产党，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等等。有人说该杀，有的说，不该杀。当时，省军管会的领导班子成员——湖北省军区检察院的李检察长——是分管审批工作的。他正好那天也参加了会。他最后说：“王安祥的犯罪是出于他的地主本阶级性不改。他为什么不骂国民党，不骂蒋介石？这人留他也是个祸害。该杀！就这样定了案。要是现在，王死不了。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办王案的过程中，有两次经过使我记忆犹新。一是在执行枪决前，那时也有一道提前宣判的程序，以示人道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形式主义。那天，我和组里的小朱一起，因也有她办的一个死刑案。由武汉市军管会的一位军代表担任审判官，向犯人宣判。地点就在看守所的一间审讯室里。那审判官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我和朱坐在桌边上。两名解放军战士押着王，实际上是连拉带架带拖进屋的。让他站着，可当两战士一松手他就卧在了地上。两战士只好又把他架起来。扶着听宣判的。审判人说：“王安祥，现在对你的罪行进行宣判。”王根本没反应。又放大声音说了两遍。王才说：“要得。要得。”审判官读完判决书后问：“王安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王又是不说话。后来审判官又大声说：“判你死刑，要杀头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王又是：“要得，要得。”就这样结束了宣判；
王的宣判结束后，接着宣判小朱办的一个倒买倒卖票证案。案犯是个女的。案值才四千多元。按当时规定经济犯罪，判死刑的量刑标准起码要在伍千元以上。可因为她倒买倒卖的票证数额巨大。才决定执行死刑的。当解放军战士押着她进屋后，审判人说：“现在对你的罪行进行宣判。”她立即站直了身子，静静的听完了前一段所有犯罪事实。这时，审判人问她：“有什么疑意没有？”她答：“没有。”接下来，审判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当时就大声哭了起来：“我是为了两个小伢才犯的罪呀！”并且卧在了地上，大哭不止。
二是执行死刑那天，车开到刑场后，王和那个女票犯都是由两名军人拖到位的。王仍是一路哼哼叽叽地豪无表情。而那个女犯早已吓的魂不附体了。
因为运动才开始，省里为了造声势。审批组的全体人员是日夜加班加点。突击优先审理死刑案件。“五一”以前就审理出四十多名死刑案件。布告由省里统一印刷，在全省的不同地点，同一天召开公审大会。这个数字几乎是解放后平常年份全省所杀人数的总和。
在审批组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里，是我有生以来工作最忙碌也是最舒心痛快的日子；是我记忆犹新，终身难望的岁月；对我的工作能力，尤其是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和提高都是非常之大的。当时为了赶进度，全审批组是通力协作，日夜不分。每天夜里都要工作到十二点以后。吃了夜餐后才回去休息几个钟头，又正式上班。有时还熬通霄。全体人员手里拿的，嘴里讲的和脑子想的，全是杀人，杀人。记得有一次，打字员因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打出来呈省军管会的案件报告。把一个判处死缓的，打成死刑，立即执行。后被校对的同志发现了。由此，成了笑话。有领导说：“审批组真是杀红了眼，连打字员都敢杀人。这样紧张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十月以后才稍微放松了一点。
这年的十月一号，我们的女儿出生了。爱人从怀孕到坐月子，我都忙的没回过家。没履行过一个丈夫的义务，没照顾过她一天。后来听她说：她怀孕时还到白水河修水库。妊娠反应，吃不下饭，还要坚持工作，非常痛苦。她在信上也没对我讲。待产时，她回了我们家。生产时，是公社卫生所的唐仁琴跑了十几里路去接的生。直到十二月，领导主动对我说：“小印，你看有郧阳地区的案件没？你带个案子回去，连办案，顺便看你的宝贝女儿吧。”我立即到办公室去翻看郧阳地区地上报的卷宗。正好有一个还是我的家乡——均县的。是个盗窃案。我第二天，就带上卷宗回家了。我在丹江提前给爱人打了电话。第二天，我坐船直接回了家。没多久她也抱着孩子到了。我接过还在睡梦中的女儿，逗了好长时间，她才睁开眼。我心中那种幸福感直到今天也真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因为，我当爸爸了。我在爱人工作的单位上，边照顾女儿，边阅卷。
好象是没住到一个星期。就返回到县军管组。我记得当时正好下雪。军管组派黑永昌同志配合我工作。该案案情比较简单。就是丹江工程局沙石厂工人赵久昶盗窃了丹江百货大楼60块上海牌手表。人脏具获，赵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按程序几天就复核完了。我没再回家，直接返回了武汉。后来，这个案件，经过了一波三折，出现了枪下留人的戏曲性一幕。省里布告都印好了。均县军管小组关于要枪毙赵久昶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会议时间、地点都已通知到了各单位；连收尸的木匣子都预备好了，只等第二天开会。可在晚上接到了省军管会对赵犯暂停执行死刑的电话。原因是：省军管会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要求：“停止执行，再查。”最高法院是接到了丹江口水利枢纽管理局——赵犯的上级单位的电报。说是赵罪不至死，判死刑是错误的。所以，才有了上述事情的发生。
这案子是不是我的工作失误呢？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正在老家休假带养病。而且好笑的是：我在凉水河区供销社——爱人的单位休假。因为，当时的军管为了向老百姓表示公正无私。每杀一批人之前，都要把犯人的案例发到各基层单位，让群众讨论，然后再反馈回去。爱人所在的供销社也在会上传达给了群众。因为赵是丹江人。职工们对他的议论更多，有的说该杀！有的说，不该杀。我知道内情，但又不能透露。当时社直所在地四处都安装有高音喇叭。一天三次按时广播。头两天就听到广播通知：XX天，在丹江召开公审公判大会。我就想赵的末日到了。开会那天，我专门找了一个能听得清的位置。想听听现场的公判情况。可听到最后也没听到判赵的事。我也不得其解。我休完假，回单位后，我们小组的小朱一见面，就说：“小印，你办的盗表案改判了。赵久昶的脑袋保住了。”接着，我向解组长（审批组组长）消假后。我问：“听说赵久昶的案子又改判了。怎么回事？是我的工作原因吗？”他说：“没你的事，也没我们审批组的事。是省委常委们决策的事。”其实，这中间的原因很简单。请我细细道来：我复核完后，向组里进行了汇报。大家对案情事实都没任何疑义。就是在量刑上有些拿不准。赵久昶盗窃60 块手表，价值7200元。除其中一块，他装在身上玩了几天外，全部完好无损的收回了。对国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均县公安军管组上报意见是判20年；可郧阳地区军管会上报到省里是判死刑，立即执行。在讨论刑期时，组长说：“小印，你是主办人。你说说你的意见？”我说：“一赵是惯犯；二盗窃数目巨大，在当地造成的影响极坏；三是经济案，首先要看经济损失，但此案没有对国家造成大的损失；我认为县里判轻了。地区判重了。最好是判无期。但我们不能不依靠一方政府的意见。我同意按县的意见，判二十年。让赵拣个便宜。后来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判赵有期徒刑二十年。上报到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同意后，只等省革委会常委会讨论定案。当时，省革委的常委好像是十五人。每次军管会要准备十五份汇报材料，参会人是人手一份。这次汇报时，一把手曾思玉不在场。由二把手刘丰主持。所有案件汇报完后，刘问，各类型案件中是否都有枪毙的？结果一看，现行反革命、杀人、放火、等都有。唯独盗窃案没有死刑。而赵又是其中最重的。所以，刘丰拍板将原判赵二十年，提升为死刑。因为，此案的量刑明显偏重。所以，引起了丹江口工程局公安处的不满。就以工程局的名誉上告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才出现了前边的故事。这就是 整个事情的始末。
七一年春节，我带了郧县一个投毒杀人案回家。在家阅卷。过了元霄节到了郧县龙门等地。此案也比较简单。邻里矛盾，罪犯用农药想毒死仇人。结果将仇人的儿子和女儿毒死了。罪犯态度很好；证据齐全。汇报 后很快就定案了。
我从郧县回汉后，组里就说，不要接新案，另有任务。所以，投毒案一结束。就通知我到杨道远专案组报到了。杨道远是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是该校，也是武汉市乃至全省有名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钢二司）的司令。是学校革委会主任；还是湖北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副省长。派性十足。六九年反复旧后在北京驻了几个月的学习班。因他还是待分配的学生，就把他下放到了江西省安义县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春节前，他就被专案组带回了武汉。我报到时，专案组已开始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省革委会决定要对省里几个派性头目，朱洪霞、任爱生、张立国等进行批斗。时间紧迫。所以又抽了我们几个人去加强力量的。专案组设在省公安厅院内。分内勤和外调两个组。杨由二十九师一个排长带了一个班看管；住在离我们办公约三十米远的一个院里。我到后，组长只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给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下。好像是第三天，我就和李长青出发到我的家乡凉水河区中学找王彩珠。王是华中师范学院学生，新华师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司令。革委会成立时是华师革委会主任，又是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她爱人罗正太的家是凉水河，而分配到均县来的。当时，正好我爱人李玉芝也调到了区供销社。她和女儿还没房子住。临时住在旅社里。找王的目的是看她认识态度如何？要是好的话。我们要带她一路回武汉揭发杨的罪行。到大会上批判发言。可和她进行的几次谈话情况以及她写的几份材料，与调查提纲相差甚远。于是，我们就返汉了。
向组里汇报后的第二天，我和小李又出发了。这次是到南京六零三厂即军队的降落傘厂。找“钢二司”的组织部长。是个女的姓宋，现记不得名字了。任务和找王彩珠是一样的。结果也是不合要求。就放弃了。当时从武汉走时，我的腰就痛着在，到了南京疼痛加重，根本不敢快走。有时慢慢走着，忽然就痛疼难忍，只好蹲在地上休息一会才能再行。要在武汉肯定要住医院。因为任务紧，只有坚持。下一站的任务是要到南昌。小李想去上海看看。一再求我们坐火车转道上海去江西。我考虑再三没同意。又坐船从九江去了南昌。再坐汽车到了安义县。在农场对杨的行李进行了搜查。杨到江西时，把他的所有东西装在一个大木箱里。说是木箱，实际上是个柜子。据说上下车都是起重机吊的。我们清查了一天多才搞完。因为，要找他的罪证。所以，每本书、笔记本等都是仔细翻看，进行登记。
回汉后根本没顾上休息。大概是四月二十四号，又安排我到陕西。因小李另有任务。组里就找了武汉测绘学院的军代表张连长配合我。他是军区警卫营的。我们从武汉到了丹江。我也没回家。从丹江到十堰走了一天；第二天，从十堰出发时，我就浑身不适，在发烧。晚上到了竹山县。住进旅社后，就去找医院，开了药。第三天到安康后，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又到分区医院开了药。第四天坐船到旬阳后，才不发烧了。以为是感冒好了。这次是找“钢二司”的情报部长李莉——是他搞情报时的化名。真名现记不得了。找他的目的和前两人一样。我们到旬阳县革委会转介绍信时，那里的同志说：“李所在的地方是大山区，路远而且很难走，也不好找。既然你们要赶时间，你们就在县城等。我们打电话通知李过来。”第二天李来了。谈了两天多也没谈出好结果来。就让他写材料。五月一号上午，李在写材料。我们没事，就在招待所下象棋。中间我发现我吐痰带有血丝。我对张说了。他说：“你早上吃油条卡破喉咙了。”我说：“不对，早饭前在操场玩单杠时就吐的有血。”我越想越不对劲。就说：“不下了。我要到医院看看。”于是，我就到了县医院，不巧，因停电做不成X光胸透。医生建议我去铁道兵十师医院看——当时十师正在那里修襄渝铁路，师部设在旬阳。我到师部医院一做胸透，医生就说：“你患的是肺结核。就在这住院吧。”我想了下说：“不行，我还有重要任务。”医生说：“那我给你开几天的药。你回去后要抓紧时间住院。”于是，他给我开了一个星期的连霉素针剂和雷米封口服药。就凭我的一张军人通行证，没收一分钱。这就是军队的好处。因为，我走时已约定好了联络方式。不管对方态度好坏。都必须得到组长同意才行。李的态度不好。我们已发回了电报。只等回音了。而且，张连长没到过西安，他想绕道西安回汉。于是，我让他留下等回电。我就先起程了。我原路回家住了三天就回汉了。到组里交待完工作后，就去了军区总医院。我住进五内科结核病房一看。原来在清档办时，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张银甫也在这里。并已经住有两个多月了。快出院了。不久，王作东也住进来了。就在三个多月前小康才从这里出院的。医生说：“你们三人，都是小康（是个老兵，现记得名字了）给传染的。因为在清档办时，是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所以，一人有病，就传染给了我们三人。在医院住了八十九天。医生说效果很好。八月初，杨道远专案已结束。我出院后，就回家病休并享受探亲假。回汉后，就又投入了工作。按医嘱每天仍坚持吃三次药。
七二年，三月底，为复核一个案件。我一人从武汉到黄陂、应城、云梦、汉川和安陆等几个县。一连二十多天。四月上旬回单位后，发现吐痰时又带血丝。就到总医院去复查。一胸透，医生说，肺结核又复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原来是侵润型，现在有了空洞。于是，回单位把工作交待后，就又二次住进了总医院。这次整整住了半年。在医院，也是实行军事化。我住的是五内科——结核病科。一科的病号编为一个连。因为，我是老病号了，就让我担任连长。住医院几天后就控制住了咳血。结核病不痛也不痒，就是体质弱，精神上差一些。我是能吃也能睡。医疗费全报，生活费全管。伙食非常好！当时的标准每天八角钱。天天变花样。不但吃得饱，而且吃的好。除了对病情上有些担忧外，真的过的很愉快。十月上旬出院，因医嘱是全休，加上爱人怀了二胎，已近临产期。领导就批准回家休息。回家没几天，爱人就生下了老二，是个儿子。当时住在凉水河供销社的一间草房里。前半间是客厅，厨房；后半间置了两张床，中间过道不足一米。我妈和我们女儿睡一床；我们睡一床。一天到晚用蚊帐当隔墙。儿子出生是十月十四号零时（农历九月初八。）当时是请区卫生院的彭医生到家接生的。我一直陪伴在爱人身边。她没满月，我就回汉了。这时省军管会正准备撤消。恢复公安和法院。审批组已搬到文革前的省检察院——阅马场那里办公了。大部分军代表已开始撤回部队。我原在省委大院的行李铺盖等都给我拉到了新地方。因为，我在病休。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也没让我回部队。至到十二月底才通知我们几个人各自回部队的。我是十二月二十九号回到了应山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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