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默默人生
     ---忆我这一辈子
            (第三集)印 毅

  十，转业回地方工作的前前后后。
  大约是七月份，领导给我谈话说：“去年，组织上本来打算让你去襄阳图库担任警卫连连长的。后来你病了。所以另选了人。现在决定让你复员。”（襄阳谷城县的茨河又新建了一个地图档案库。编制是营级单位。）我一听就说：“大方向正确。我没意见。只要把我的工作安置落实，我立即就走。”当时的政策是营以上的军官转业；连以下的复员。因我入伍前有工作。所以，我一提出。领导就派周火炎到均县来给我联系安置问题。不久他回去说县里没指标，他又跑到地区要到了指标。县安置办答应，没问题。可回来具体落实。在这同时，我也写信给小妹夫许官成让他帮忙。因当时的民政局长牛三喜的爱人在招待所工作。和许是同事。许和牛也熟悉。牛对许说：“叫他回来，看到哪里好。”所以，我就决定回来再说。和我同时宣布的还有一个福建人缉助理员。他是肝炎病号。我决定走时，先到武汉军区测绘大队办手续。刚好是原来我们图库主任王映崐任大队后勤股长。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是全休病号。请给予照顾。”并说：“我的军大衣虽然还没到换发年限，但还是老式的样子。请给换一件就行了。别的没要求。”他当场说：“没问题。一切按高标准给你办。大衣给换一件人字尼的。”并在食堂招待了我一顿饭。当时的复员费是一年给一个半月的工资；另给了几百元医疗费，是当时最高的。再加路费，一共给了三千多元。从应山走时，我只提了一个要求：请把我的东西用汽车运到长岭岗火车站。以免从广水再拐到武汉。当时领导就同意了。
  回丹后先到民政局报到，牛局长当时就说：“你是从凉水区走的，再回区里吧？”我说：“我不回凉水河区。”他说：“到交通上，老营车管站或者凉水河道班可仍由你选。”我因搞了几年军管。天天在外跑的心烦。加上当时身体有病。所以想进工厂。心想在工厂里，就是调动来调动去也出不了围墙。所以，我只想在丹江城区那个工厂就行。当时牛局长就答应给联系。并叫我放心在家等消息就是了。回到凉水河家中，心想这可好好在家过过清闲日子。谁知因为工作没落实，不几天就感到坐立不安了。
  这期间，因继父病情严重。我是在凉水河几天，又回枟山家里几天，再到丹江去打听消息。至到十月继父病故。将老母亲接到凉水河后，才没再来回跑了。十一月初牛局长带信让我去。我去后他首先生气的对我说：“谁叫你对工业局的人说你是病号的？人家说工厂不是养老院。不愿接收你。”接着又说：“妈的曾XX（记不清曾什么了，工业局政保股长。）对老子们当兵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因为牛也转业军人）他们工业局系统不去了。你去，我也不同意。”原来是在这之前牛局长征求我的意见到哪个工厂？我认为化肥厂较好。他们就联系了化肥厂和印刷厂。两厂都已同意了。结果和工业局联系时姓曾的知道了我是病号。就说：“工厂不是养老院。”这话。这个事可能是有一次我和许官成遇见了工业局的柴光荣。他问我安排情况。我当时是事实求实的说我还在全休回来的。可能是他对姓曾的说了。曾才对安置办的人说的。到了月底，我又到丹江，在路上恰巧遇到了建委副主任荣喜庆。他原来是凉水区的副书记。是我的老领导。当他得知我正等待安置时，就说：“到我们那里去。我们正需要干部。并说你去民政局，我给牛局长打电话。”当我到了民政局，牛局长已接到了荣的电话。牛说：“好！去建委系统也好。你先回去把行李带下来。就给你转关系，上班。”
  七三年十二月一号，我从民政局拿了组织关系到了建委。荣主任说：“去第一砖瓦厂。”我说：“我想去水泥厂。”他说：“水泥厂现在不缺干部，你听我的去砖瓦厂好。”于是，他亲自带我去了厂里。因我是复员的。我原在部队是行政二十一级。到地方只能套二十三级。工资也由七十元降到四十七元，一个月一下就少了二十三元。不过和地方干部相比，我还是高的。当时在厂里除一把手副书记柳阜康是四九年参军转业到地方是十九级外。其他不少比我参加工作还早的同志，也还没有我的级别高。所以，我还是心安理得的。
  上班的第二天柳书记就说：“你先把赵伯润的专案了结了再说吧。”于是，我接过了几年前就开始的关于赵的历史不清的问题的调查。我先到县委组织部取回了材料。后到赵的家乡鄂城县调查后很快就结了案。柳就宣布我负责政保股的工作。七四年夏天，瓦机车间的一栋十二间晾瓦房失火烧毁了。晚上开会调查原因。老柳不知从何入手？我说：“好办。让我来。”我把当时第一时间在现场的人以及车间干部召集到会议室。开始，大家七嘴八舌说不停。我说：“一个一个来。我记录。”我就以证明材料的方式，记录罢，当场念给他听。无疑意的，当场让他签字盖章。然后走人。很快就眉目清晰了。火源是从工人高云亮住的屋里烧起的。这和消防队勘察的失火现场是吻合的。现场上高的住处地上有一个电炉，炉子上有一个搪瓷钵，钵里有被大火烧焦了的东西，像是肉类。高是板车修理工，在凉瓦房内用芦席隔了小半间，是他的工作间也是住处。开始问他情况，他说他当时到食堂打饭去了，不知怎么失火的。后来，在证据面前，他承认是他下班后把从家里端来的肉掺萝卜汤放在电炉上，插上电源，就到食堂去打饭。因为，他平常怕别人发现他用电炉。他是把电线藏在两层芦席中间。食堂离车间约两百米。加上排队。电炉上的肉汤开了锅，汤水溢出到电炉上，造成短路，再燃烧着了芦席。因为，整栋房子里全是芦席隔墙，木头凉瓦架，加上屋顶还有一层油毛毡，导致大火迅速漫延。这事后柳说：“过去遇到写东西的事，硬是找不到人。你来了，这好了。我看你反映很快。写的材料也可以。”当时，全厂正式职工只有一百八十多人。但满负荷生产时，需要收临时工一百七八十人。厂里没有书记，也没厂长。只有柳阜康负全责，也才是个副书记。另一个徐霞章是副厂长还多数时间抽在建委工作。全厂有砖机、瓦机、轮窑、机修、粉碎五个车间。机关有生产、供销、行政，政保、财会五个股。这些车间和股没有一个正式文件任命为主任和股长的。都是一个口头宣布的负责人。谁搞的不好了。马上可以撤换掉。非常不正规。当时还是文革时期，政治任务非常多。县委、县政府、工交办公室、建委等上级单位召开的会议特别多。柳书记在厂又忙生产，又忙于新建隧道窑。所以，应付开会的事都是我去顶替。回厂也是由我传达落实。当时厂里人都说我是二厂长。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缺。因建隧道窑缺木料。老柳把他在老营农机二厂工作时，买的几十根准备做家具的杉树杆拉到厂里用了。这时有人向上级反映说：老柳假公济私。加上平时老柳对建委的一些作法不屑一顾。建委的领导对他也有看法。所以，就派了工作组到厂调查。要整柳。工作组长是原习家店区副区长，后调县建筑公司书记苏立本。工作组进厂后专找那些对柳有意见的人了解情况。后来就在厂部召开全厂干部和工人代表大会，揭发批判柳阜康的“错误”厂的广播对外直播，连大马路上都能听到。大多数人发言后，苏点名要我发言。并说：“你印毅知道的情况最多，你发言吧。”我说：“柳对厂里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不足地方，我认为他民主作风差，有人说他独断专行，我认为他每次都作对了。”我还没说完。苏就打断我的话说：“叫你印毅揭发柳阜康，你反道给他歌功颂德。我一笑了之。这不久，上级把柳抽出厂，到农村住队去了。任命苏为砖瓦厂书记。开始苏认为我是老柳的心腹。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全面了解了厂里的真实情况后，他才认识到他刚进厂的作法是错的。是听了一面之词。而且是听了那些只会整人，而不工作的人的话。他对我说：“老柳对厂里贡献不小。我在会上批评你是不对的。你作的很对。”我说：“我只对事，不对人。不会拍马屁。不会拉帮结伙。所以，既没有最好的朋友，也没有最坏的敌人。”从此苏对我是比较信任的。也因为这，后来建委要调我去任办公室主任。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我对他是有埋怨的。这是后话。
  我到厂后，给我分了半间房，约十平方。一张床一置，就剩两个不到一米宽的道道了。老母亲和爱人们都还在凉水河供销社。仍住在一间草房里。七四年夏天，赵桂林们帮我在老水泥厂那里找了两小间房子，还有一个小偏厦厨房。是丹江工程开工时，临时盖的灰瓦土坏房，合计可能有四十多平方。在那时我就感觉很不错了。有了房，我就把母亲和两个孩接到丹江来住了。那年秋天，把老家父母六二年盖的三间草房扒了。其中一间的檩子给了大妹妹们，她们那时也相当困难，也准备盖房子。其余木料我运到丹江。后来做了几件家具。说到运木料的事，现在想起来真是不敢想象。真是感到可怜。二十来件檩子和一部分家具。扒房那天请了内弟李挺来帮忙。我大伯找了一条船，但船上没有桨。好在是丹江水库，不是激流。我们用两块木板当桨使。加上刚好是顺风。慢慢的向丹江漂流。过了新码头，快要靠近大坝附近的起坡码头时。突然风向变了。硬是把船吹到了对岸，现在的九龙岛那里。这时天已黑了。我让大伯先到家休息。他说他在船上看船。让我们回家找车。我和李挺只好搭了别人的船过河，回了家。大伯晚上饭也没有吃，在船上守了一夜。第二天风小了才把船划到了目的地。厂里的汽车运回来了。后来，我大伯一人放空船回的枟山。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去的。
  爱人的工作调动问题，我七四年就写了申请交到了县供销社。过一段时间去问，都是说在研究。直到七八年，我在轻工业局办理刘映福专案时，当时轻工局才盖好办公楼。正筹备组建轻工物资公司。急需工作人员。我就对当时的鲍局长要求将爱人调来。他当即表态同意。并叫我抓紧时间。这样，我立即找到县供销社的黄主任。他也爽快答应了。好象九月份人事局的调动文件就下来了。可是凉水河供销社的主任刘泽润以缺人为由不让她走。。至到七九年春节，全县财贸工作大会时。我把凉水河公社分管财贸的主任王耀启和供销社几个领导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说了一些好话。后来才放的人。爱人到丹江轻工物资公司工作后，工作积极认真。和领导以及同志们关系较好。那年秋天还是冬天现记不清了。鲍局长调到工程局去了。局里就把他住的一间楼房和一小间厨房给了我们。另外还给了三楼的半间。我们算是全家从此团圆了。也有了真正自己的住房。
  是七四年还是七五年，现在想不起来是怎么回事。我由行政二十三级调到了二十二。七六年上半年贯彻中央军委会议精神。我们这些复员的军队干部要改办为转业军人，恢复原来级别。这时，刚好厂里也在进行调整工资。但指标有限。一开始，我就宣布，我不和大家争，放弃调资。当时为调一级工资。厂里上上下下明争暗斗的不可开交。我只在一旁坐山观虎斗。当时，我要是不发扬风格，和他们一样去争的话，说不定也能争上一级。我这人就是知足长乐。不会为自己的事和别人争，那样的话，我感到丢人。我恢复到二十一级。在厂里仍属高资范围。
  七六年三月，厂里徐霞章（副厂长，后直接提升为建委主任）、李本原、王玉兰（还有一人现想不起名字了）四人为党员发展对像。需要政治审查。老苏安排我和汪子英外出调查。我们先到了湖南汉寿县徐的家乡对他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祥细了解，取了证明材料。因为，第一，我们要通过他家人了解他的所有亲戚的地址；第二，在我们临行前徐听说我们去他家乡调查他情况。他要我们顺便去看看他父母，替他问个好。所以，我们就到了他家。因为，他爸爸在旧社会是当官的，解放后定为四类分子。是被管制对像。他参加工作后就没有回过家。当听我们说徐在丹江过的很好，并要入党。他父母非常高兴。非要留我们喝茶。结果端出来的是一碗米酒加荷包蛋。我们说：“这那里是茶呀？”他们说：“我们这里就这规矩。远路客人来了，就先喝茶，再吃饭。”
  从汉寿回湖北时，四月六号从常德坐汽车到了津市镇。没买到到沙市的车票。七号早上在饭店吃饭时听广播，知道北京天安门清明节“暴乱”邓小平是幕后指挥。开除邓的党籍和一切职务。这是大事件，所以，记忆特别深。
  我们从汉寿转回湖北仙桃李本原的家乡。又到嘉鱼县，武昌县。再坐火车到了安徽蚌埠市再转怀远县。最后到了河南商丘。当到开封时路费没了。打电报让厂里汇去后，才动身。直到完成了四人调查后，返回。历时近一月。
  这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七七年春，全县举办“学习班”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把全县有名的，派性十足的造反派头头集中在县招待所办“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审查办案。一个审查对象都有四至六人为一个工作组。有负责谈话调查的；还有负责看管的。当时有二百多人集中吃住在县招待所。所有人不准回家。我们一个组是五个人负责文革时“钢、新”两派的顾问——结合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胡均义。有第二砖瓦厂和水泥厂的两名工人负责二十四小时陪护。石功伦、刘自举和我三人负责谈话。因胡是全县的头号对象。经常还有工办或县组织部的领导参加。开始，主要是谈话录口供。没有外调任务。一个多月后，胡病了，驻进了医院。在医院仍有人监视他。有一天，睡觉前，他把平时积攒的几十颗治高血压的药一下吃进了肚里。第二天医生发现了，但为时已晚。虽然当时未死。可造成了严重的尿毒症。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我就又到了工业局陈学明专案组。搞了一段时间后，又到饶世德专案组。饶是老营车管站站长。这时开始了材料落实。我们四个人在老营内查外调了一个来月。这期间，有天休息，我们上了一趟武当山。这也是我第一次朝武当。当时的武当山真是破烂不堪。我们是吃了午饭起程。沿着老神道走。道路两旁几乎全被荒草复盖；各景点不是门上一把锁，就是空空荡荡。天黑时到了紫霄宫。文管所有几个人在那看守。有几张床，可以住宿，也管饭。半夜下起了雨。我们都醒了说：“糟了，祖师爷不欢迎我们，明天上不了金顶了。天亮后，却不下了。早饭后走到乌鸦岭天就晴了。我们一口气跑上了金顶。我们也没烧香，也没人磕头。只是到处看了一会就下山了。上山时是走的老神路，从新神路返回的。
  这年的夏天，我们在学习班，住在县招待所一楼。我们这些干部晚上不负责看管审查对像。虽然要求不准玩，但不是太严。因为都不准回家，晚上又没事。所以，不少人还是偷着玩牌。那段时间，我才学会打川牌。几乎是天天晚上几个人就要打一阵子。那天夜里一直打到十二点过后才上床。我刚睡下不久，听到现在的老年活动中心方向，就像一列火车一样轰隆隆隆地由远至近开过来了。接着就听到门窗哗哗地响，床也摇晃起来了。因为我经历过地震。所以，我一翻身下了床，衣裳也没穿，拖着拖鞋就往外跑，边跑边叫：“地震了！地震了！”我所睡的房间就在进大门左手的第一间。我是第一个跑到院子里的。接着所有人都前呼后踊地跑到了屋外。也不敢再进屋了。就在门前场地上或坐或站的聊天。这时我担心家里情况，就向领导请假说，回家看看。领导就同意了。到家后看到一切正常，才放了心。
  七八年春，我又被派到轻工局。接手该局副局长刘映福的专案。专案组成员有农机公司陶守训、轻工局李学富和胡佑明；另有两名电线厂的工人，负责看管。我是负责人。后来，为了加强领导，又抽来了印刷厂的书记王新义。刘文革时是习家店区副书记。当时该区几次武斗甚至造成死人事件。虽然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他是习家店最积极的造反派之一。后来他已调到了总后那个厂，现记不清了。揭批“四人帮”时又把他揪回来了。我们到了他家乡郧县调查了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
  在他的家乡丹江公社，我们住了一个来星期。这期间看到几次湖北郧县和河南淅川两县的社员群众为爭水插秧打群架，每次双方各有几百人参加。场面十分壮观。人们都手拿锄头、挖镢或石块。呼啦啦！甲方进攻，乙方后退。又呼啦啦!乙方进攻，甲方又后退，虽有武器，但都因是亲戚连亲戚的邻居。大多是不动真的。结果是郧县的一个单身汉动了真的。听起来很好笑，当时全大队的人几乎都上阵了。供销社的一个营业员上前看了一会热闹，就返回了。那个单身汉正在家门口吃饭。见那营业员回来，那单身汉就说：“怎么不去帮忙？往回跑？”那营业员说：“你是社员，人家抢你们饭碗，你就不上前。我是吃公粮的。管我球事。”那单身汉一听此话，顺手拿起锄头就上了前线。见了河南人就下了死手。把一个淅川的人打成了重伤。两县领导出面谈判。而且惊动了省里。
  因刘的专案，光在习家店来来回回就有两个来月。至到七月份才结束。
  说到这里，来说说我大伯。因为，这年春天他去世了。大伯名叫印德善，哪年出生？我也没过问过。现也无人知晓。他终身未结过婚，光棍一条。家里一分土地也没有。全靠帮别人架船或做点小生意为生。我记事后，经常看到他到六里坪或者房县去挑一些藤条箥箕和撮箕回来卖；有时，也在外挑一担土陶盆、陶罐卖。他挑东西时肩上经常垫有一个肩搭帘。他的左肩和右肩中间的颈脖处。可能是因长时间挑东西太多太重，而挤圧出了一个象鸭蛋一样的肉包。特别是到了老年，背也有些驼，那包格外明显。解放前他就住一间土墙茅草房。土改时，我们都分了地主的房子。也不知为什么没给他分。六二年，我们家搬到徐家凹那里后。他也在隔壁盖了一小间土墙茅草房。床靠后墙。一副不知那年就做好的棺材靠左墙置着。紧挨着棺材的是一个用土坯壘起的小案板架。案板下放着碗盘之类。挨着案板的是一个独锅灶台。边上一口水缸。另有一张小方桌和几个小木凳。其他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他的那副棺材就是他家仓库。米缸、面缸等都装在里面。我没验证过。但听我姐妹们说他家没有三个碗三双筷子。因为，他家基本上没有客人上门。姐妹们经常讲他的笑话：说是有几次，他非要留姐姐妹妹们在他那吃饭。可开饭了，碗和筷子都不够。有的人只好用水瓢剩饭，到屋外折树枝当筷子。我当兵时，有两次回家探亲，他也是非要叫我到他那吃顿饭。我只好领情去了。他从那棺材里拿出腊肉和粉条等。我印象在他那里吃的两次饭，都没超过三个菜。我提干后，每次回家都会给他几块或十几块钱。只送过三次东西。一是我在武汉给他和继父以及母亲各买了一件毛皮背心；二是一顶火车头式栽绒军帽。他一直穿戴到死。也还是好的；三是给他买了一双尼龙袜。他至死也没舍得穿。我们七四年彻底搬走后，他仍住在那里。我给他做工作，让他申请五保，实际上我已问了生产队。人家说，只要他愿意就没问题。可他说：“我一生没什么家业。但我这些东西，不给别人，就留给你。”我说：“我现在顾不上照顾你，接你到丹江，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我不希罕你的那些东西。你是五保，病了生产队会派人侍候你。我也放心。”可他就是不答应。到了七七年他病了。而且，双眼基本失明。幸好，当时我二姐们还没到宜昌。是二姐天天帮他做这做那。我当时正在县揭批四人帮学习班。根本没时间过问他的事情。七八年春，在习家店外调。回丹时，我专程坐船回了老家。我见他病较重，二姐家孩子多，长期照顾大伯，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再次做大伯的工作，让他当五保户。这次他才同意了。我立即找了生产队，   队长徐天喜爽快的答应了。第二天就派了人上门侍候他。我也放心了。不幸的是：这事后不到十天，他就去世了。当时，接了生产队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都赶回去了。徐队长说：“他才确定是五保。生产队也没照顾几天。你们自己安埋吧。他的财产还是你们的。”我说：“那怎么行，话已说出，而且已执行了。还是生产队负责到底。我不反悔。”于是，他的后事是生产队办的。其实生产队除出了所有人力外，根本没花什么钱。因为，他的棺材和老衣裳及铺盖，大伯在多年前就准备好了。帮忙人的吃喝等，据说大伯存的几百斤粮食。我一概没过问。大伯上山后。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到了大伯住的地方。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到了门外。开始了拍卖。比如：这口锅二快钱，谁要？这个板凳一块，谁要？谁要，就当场给钱。一会就把所有东西处理完了。我只记得卖那顶军帽时。我说：这是我送给大伯的。不要卖，给表叔算了。于是，那顶帽子给了胡达昌。他的财产那天究竟卖了多少钱？我也不知。
  七八年八月初，厂里发现了陈棉之贪污案。原来由轻工局的赵明圣等进行了一些调查，但进展不大。赵又去了水泥厂。所以就让我回厂接手了。回到厂后，可不象在外那么单纯，只办专案。而是厂里有事也要做。因陈的问题时间长，次数多，地方广，近在丹江，远的有河南洛阳、南阳、邓县；本省襄阳、宜昌等地。我们至到七九年十月才结案，上报到了县检察院。检察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记不清了。日记本也找不到了。检察院一开始着手陈的案件，就决定要我专职配合他们。我就每天到检察院上班。因为，我们原来调查的材料，他们都要再次核实。所以，就和李顺炎，李天喜、吴风良开始了外调。光在河南邓县就去了一个多月。几乎跑遍了全县。还跑了宜昌、襄樊等地。这中间有时也回厂工作几天。但都是以专案为主。这样，一直拖到八二年春，陈判了徒刑。
  在这之前，建委的徐霞章主任对我说：“准备调你到建委任办公室主任。我们给老苏商量了，他不同意。为此余主任（原主任）还和老苏吵翻了脸。我们还在做工作。”所以，陈案结束后，我去对徐主任说：“这里案件完了。我怎么办？他说：“你就在家休息。不忙回厂。”没几天，他通知我去建委。我去后，他说：“县里搞人口普查，你先去那里。”
  于是，我就去了普查办。这是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各地相当重视。县里成立有普查办公室。副县长彭锦章挂帅。政府办田主任为办公室主任。各公社、厂矿企业和街道都相应成立有普查组或普查员。县普查办开始只有十几人。我报到后的四月三号，就让我带队到十堰地区去培训。当时去的都是县普查办和各公社的负责人，共十八人。学习了八天。十七号县里普查办在车站路居委会搞试点。五月中旬，县普查办的人员分头到各公社检查了解情况。我和小芦先是到的习家店公社。后又到了牛河。六月六号在丹江饭店举办全县普查员培训会议。十三日，召开各公社主任会议。县委刘大彥书记等都到会讲了话。这时，为了加强领导，并从县直各局抽了十几名正副局长到普查办担任组长。负责督促检查各公社的普查工作。县普查办的人员分成了十几个组。我和张孝玲一组，由物价局局长万同砚和物资局副局长王占吉带队负责肖川和草店公社。十九日，到肖川。检查了公社的进展情况，又到黄峰管理区和胡家湾大队开了坐谈会，听了汇报。于二十三号到了草店。参加了公社的普查会议；去了紫霄等大队。一直到七月一号正式普查开始。一直在上述两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检查。至到月底才陸续回县城。接下来普查工作由登记重点转为以编码为主。成立了编码队。共有八九十人。原办公室的人大部分都充实到队里任编码员。我这时又成了副队长。专管每天的工作进度。
  在人口普查中，有一事值得在这里说的是：我亲自上门登记了一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本次普查中，全县发现有两位百岁老人。都在三官殿公社。按普查要求：县普查办需派人登门详细登记，建档。于是，就安排我和统计局的赵局长分头去了。我去的是三官殿的谭家沟大队。同去的还有两人：请了照像馆的一位摄影师和三官殿公社的周副主任。我们走到丹江大坝上边。顾了一条小机动船。在周主任的引领下。直接开到了谭家沟。下船上坡不远就到了。那百岁老人叫杨汉章。他们住在一姓谭人家的山墙边上的两小间偏廈里。老伴在睡觉，他在邻居家玩。我们就在谭家堂屋里和杨谈的话，照的像。我核实过他的基本情况后，问他平时的生活习惯？
  他说：“农民有啥习惯？天天吃饭，干活。”
  我说：“你每顿能吃多少饭？”
  他说：“要是做活，一顿半斤，八两没问题。年青时，一斤也吃得完。”
  我问：“现在呢？”
  他答：“现在，每顿也得四两半斤。”
  我说：“那你现在队里分的口粮够吃么？”
  他摇摇头说：“不够。”
  我问：“那咋办？”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手指着对面的山坡说：“你们看，那是我开的荒地。夏天收点麦子；秋天收点葆谷。另外，还有自留地嘛。”
  我问：“你有什么爱好？抽烟吗？”
  他说：“十几岁就学会了，改不了了。”
  我说：“吃肉吧？”
  答：“可吃。”
  我问：“能吃多少？”
  答：“穷人家，平常那有肉吃。过年过节，也没敢放开量吃过。要是真的放开量吃，可能一斤二斤也能吃吧。”
  我问：“平常喝酒吗？一顿能喝多少？”
  答：“家里穷，平常那有酒喝。就是逢年过节或者帮别人办事才有酒喝。年青时一顿半斤没问题。一斤多也喝过。现在不行了。”
  我说：“现在怎么不行了？能举个例子吗？”
  他想了一会说：“比方前不久，下雨了，在X（他说的名字记不得了）家玩。晌午了，我起身回家。那家主人说：“老太爷（此地人家都姓谭，就他姓杨。因他年龄大，社员都叫他老太爷。）不走。你看，我这还有半瓶酒。我俩把它干了。”这时他笑起来说：“我听说有酒就半推半就的没回家。实际上那不是半瓶酒，起码也有八两。中午，我喝的有一大半。”说到这他又大笑起来：“不行了，老了。丢人啊！睡在人家床上，尿床了。”
  我问：“你现在身体怎么样？能劳动吗？”
  他说：“我不参加集体劳动。但我种的有自留地。我还开有两块荒地。我还经常到丹江，每次去没空过手。都是挑点菜去卖。前不久，我还到丹江面粉厂去买了两包麦麸子。一包七八十斤。是我扛到百货大楼那里的。
  我说：“你的性格好吗？平常爱生气吗？”
  他还没答。坐在边上邻居说：“他可是个快活人。成天乐呵呵的。是个松话包（方言，即笑话多）。不管大人小孩，他都和人家开玩笑。人们都喜欢他。”
  他接着说：“我就是个乐天派。再苦也不发愁，生就的穷命，你再愁也没用。”
  在交谈中他还说了几个有趣的事：一是有次到到丹江卖菜，才卖了两块多钱。中午饿了，到了饭店看看这看看那，舍不得几毛钱。就坐下向服务员要开水喝。服务员给他倒了一碗白开水。并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一百多岁了。这时许多顾客都好奇和他说话。在他坐的边上有一个解放军和一个穿便衣的人在吃饭。就对他说：“老大爷，你嫌弃我们的嘴把子（土话：剩饭。）吗？我们不吃了。你来吃吧？他说：“可行。”他到那桌上一看，有四五样菜，有的基本没动过筷子。还有半瓶白酒。他都给吃喝完了。饭店还给他端了一碗面条，他也吃了。二是有次也是到丹江卖菜。回家时，大坝放水，轮渡停航了。要是走下游老桥过河，得多走二十几里。他担心太累了。只好上了坝顶。可值勤的哨兵不让过。他说：“我就坐在地上说：“你不让过，我这一百多岁的人了，今晚只有冻死在这里了。”那站岗的赶紧给连部领导打了电话。结果引来了连长。连长知道他是百岁老人后。就对战士说：“你到厨房去看还有饭没？给他端一碗。那战士很快就端来了一搪瓷钵饭菜来了。他吃后从坝顶上回家了。
  这期间的九月十四，董同科从他单位——县纪委回普查办后，对我说：“我看到你升官的通知了。是砖瓦厂书记。”（实际县委组织部正式任命我为第一砖瓦厂党支部书记的文件是均组（1982）94号，时间是九月三号。）原因是，老苏在厂工作的时间长了。得罪了一部分人。特别是和副厂长章子范及一些中层干部。公开在厂里和苏吵架。到建委告状。一时，在厂里找不到合适人选。建委就决定让我回厂的。文件下达后，厂里摧我快回。可普查办又不让走。至到十月十一日，副县长罗英明和经委赵家乐主任等到厂宣布我正式上任。可普查办的事还没让交。我只有部分时间在普查办，厂里有重要事了就回去参加。至到十二月才正式离开普查办。年终还评了一个全县优秀普查工作者。
  此时的砖瓦厂有一座轮窑；一座隧道窑。正式职工二百一十多人；满负荷生产时，还需临时工二百来人。年生产红砖二千一百万块左右；红瓦六十万页上下。每年上交利税四十多万元。是当时全县第四纳税大户。生产形势很好。产品只愁产，不愁销。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每年的年底，不少单位争取到的下年度基建款，如果不用就会作废。所以，都会找到我们厂的领导说好话。提前给他们开个发票。他们把钱打到厂里。他们回去好走帐。第二年再慢慢提货。因此，我当书记的那几年，财务帐上经常就有暂收款七八十万元以上。厂的流动资金大多都是用此款解决。每月伤脑筋的是，几乎天天有人找上门说好话：要求当月给他多安排些砖或瓦。有的为了能早日提到货，就给供销股负责人和发货员送礼。为此，我们不得不让供销股每月提前作好发货计划，由厂领导集体决定后，再按计划执行。以防不正之风。
  那时，还没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回厂时也没厂长，只有两名副厂长。秋天才调曹祥荣来厂任厂长。虽然，厂里有这样那样的，有的甚至非常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矛盾。但生产和工作基本上还比较正常。八二年的红砖产量是一千九百一十多万块。八三年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块。（但我们年终上报时，只报了二千零几万。以防第二年淡季减产。）我们始终把生产摆在第一位。对各车间实行承包，对能实行记件工资的都以件给资。所以，工人们的干劲十足。不管是产品产量、产品质量，还是工业产值以及利税，年年都在增长。
  可是摆在眼前却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主要生产原料——黄土严重枯竭，难以为继。要是到远处取土，那运费等成本就无法算了。因为年产二千多万块红砖。需要黄土四万多立方。就是一座小山。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年前就开始买光化县陈家港大队的黄土。眼看就快完了不说，对方还非要提价。不然就派几个老爷子和老奶奶挡在推土机前，闹事停产。另外，还有我们的邻居——丹江镇砖瓦厂也为争黄土经常搞摩擦。于是，厂支部就把转产的事提到了工作日程上来抓了。也得到了上级的支持。转产问题，我们进行了多种尝试：一，派人几乎跑遍了城区周边各地寻找有黄土的地方，准备迁厂，没能如愿；二，从《建材》杂志上看到了灰沙砖的信息。八三年六月，先到罗田县参观了灰沙砖生产情况，了解了灰沙砖的工艺和所需原材料以及设备的价格等；三，厂里工人朱延年说：他的姨夫在广州市电力公司任书记。对他说现在广州地区对砖块的需求量很大。电力公司可与有关单位合作搞建材。极力推荐我们去和他姨夫恰谈。我们几个厂领导考虑到：我们有人力，有技术。如果可行，到外地发展是个好事。而且县建委也很支持。于是，九月份，由我带队和厂技术员扬忠云以及建委的谢志刚跟朱延年一起去了广州。朱的姨夫是我县肖川人。解放前参加革命。解放后南下的干部。我们只带了一点土特产——木耳，上门拜访的。他见了老乡非常热情。非要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而后，他又找到广州市蔬菜办主任——也是均县人——现记不得叫姓名了。他们领我们看了几个地方。均不符合办厂条件。我们又到东莞看了一下，不行。又到佛山看了一家灰沙砖厂。朱的姨夫又派他的女婿——空军的一个军官——他的部队在韶关。领我们到韶关看了一个红砖厂。结果都不理想。
  七月派人提取的河沙和石灰样品到罗田县灰沙砖厂化验结果都符合标准。八月在建委的指导下向县政府和地区建委正式提交了转产灰沙砖的报告。九月十二日，县建委通知：十五号去十堰参加地区召开的挖潜和技术改革会议。地区建委已同意我厂新建灰沙砖厂，投资概算为八十五万元。要求报送建厂可行性调研报告、项目详细表、材料计划及土建工程计划等。
  八四年三月八号，地区已把我厂灰沙砖正式列为本年度第一批技改项目。
  这样，厂里就成立了专班，开始了建厂的筹备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我带队，由建委谢志刚、工商银行任文波、财政局饶建明、本厂技术员刘时、会计操一和在武汉学习的曹祥荣厂长到通城参观了两家灰沙砖厂。返汉后和地区建委的欧阳主任以及县建委的刘祖福副主任一起到了省建材局、省经委和省人民银行汇报了情况。然后，我们一行先参观了宜昌硅酸盐砖厂。并和该厂恰谈了技术合作问题。之后又到了巴东县和重庆参观了几个灰沙砖和页岩砖厂。
  八四年十二月十四号，（农历十月二十二）地区经委、市经委、市建设银行以及建材公司领导到厂检查灰沙砖工程进展情况和落实八五年六十万元投资资金等问题。中午招待客人，也没回家。直到客人于下午六点来钟刚走。这时，县医院的门卫老权（是医院的妹夫王永汉叫他去的）骑自行车到厂说：“你快到医院，你妈住院了。”我立即骑车回了家。放下车子就到了医院。看到我妈已经没了呼吸，躺在病床上。在场的二姐和妹妹说已经断气快半小时了。我妈头天白天还在街上活动。晚上吃罢饭，她和我们女儿上楼睡觉时说：“你们明天早上热剩饭给我留一碗就行了。”我说：“你胃不好。不给你留。你想自己做或者上街吃都行。”因为那几天她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没睡倒床上。晚上吃饭时，我们说明早上吃剩饭。她才有此说。平常，她起床晚，我们吃早饭从来不管她。她起床后有时自己做，有时上街买的吃。（我们当时的家出门，就有卖小吃的。）两个学生也是早上在街上吃。因为，当时我们只有两间房。而且是一楼一间半，三楼半间。她和她孙女睡三楼。女儿那时才十四岁。那天晚上奶奶病重了，她也不知。早上我们都上班或上学了。也不晓得。直到上午我二姐去了，她才说她不舒服。吃了中午饭后，二姐叫她儿子永强用自行车推到了医院。当时，我大妹妹在医院上班。后来小妹妹也去了。她们几人陪着妈在门珍部进行了检查。上下楼都是她自己走的。五点来钟住进了病房。吊针打上后，妈对小妹妹说：“回去吧，孩子们都放学了。”小妹妹就回家了。大妹妹对妈说：“我回家给你热碗汤端来。”于是她也离开了医院。只有二姐在她床边。我妈打上针不久，就说：“身上发冷。想解小手。”不到二十分钟，就解了两次小便。这些都没引起护士和我姐妹们重视。两个妹妹走后不大一会，我妈大叫了一声：“妈呀！不得了！”就昏迷了。这时，医生们马上进了急救。可还是回天乏术。我妈再没醒来。我到医院看到已经是那种情况了。也没顾上多想。就对在场的大妹夫和外甥说：“让妈回家吧。”于是用医院推病号的车推回了家。当时，有人说在外断气的人不能进屋。我说：“不管那些。是我妈，为什么不能进屋？”进屋后，我和二姐给妈擦洗了全身。爱人把妈提前多年做好的老衣裳找出来。很快就给她穿好了。然后，才抬出也是几年前印国栋帮忙在浪河镇做的柏木棺材入殓的。当我们姊妹几个守夜时，才觉得妈死的有问题。于是，我对大妹夫王永汉说：“你是医院的，你明天去查一查吧。”第二天，他去看了看处方，找了当班医生。他回来对我们说：“处方和处理过程都没有问题  。”我考虑到他和大妹妹都在医院工作。所以，也没再往下说了。说实话，当时也根本没想到要找医院的麻烦。要是别人，肯定要闹一下的。
  母亲的安葬事宜都是砖瓦厂的人帮忙操持的。炊事员、锣鼓班子、指挥等。厂里全有。
  八四年下半年，就在开始宣传造舆论企业要实行厂长负责制。但没有正式实行。我就主动在一些事情上放手让厂长去干。而且，曹厂长也懂技术。他从八三年八月十一号到厂上任后，我感到肩膀上的担子轻松多了。可因他患有糖尿病身体很差。他在厂一年多，就住了好几次医院。加上外出学习，实际工作只有半年。八五年可正式贯彻执行厂长负责制时。刚过罢年，他那天上班时遇到了市长何金祥。不知为什么？说了些啥话？他到厂后就对我说：“在路上何市长喊住了我。说灰沙砖厂可能有问题。”说到这他不往下说了。看样子他在生气。我也没再问他。这事过去没有一个星期，他就住院了。后来出院了，他仍说医生让他全休。上不了班。开始个吧月，有重要事，我们到他家开会。后来得知他根本就不想回厂了。才放弃的。至到年底又把他调回了水泥厂。这样厂里的的红砖生产要抓，灰沙砖新厂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都还是非要我拍板。截止八五年四月，新厂建设已投资七十五万多元。占总投资一百肆十五万元的百分之六十。此时，又遇到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信贷问题。在外签订的设备合同，因缺资金而进不了厂；土建工程无钱付工资也处于半停工状态。我是即跑地区又跑省。忙得不可开交。
  有句俗语叫：“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这时，厂里两个副厂长又闹起了矛盾。一个是分管供销和红砖生产的副厂长黑秀安；一个是分管灰沙砖建厂的副厂长刘时。起因是刘时没有征得我和黑的意见购进了几十吨燃煤，准备灰沙砖投产试烧。黑知道后找到我大发脾气。问我为什么？我当时看他火气很大，为了缓解矛盾。我没说我知道，也没说我不知道。我只说：“煤已进厂了，就不要追究了。我找刘说说他。叫他以后不要这样了。”黑听了后反而更加生气。说我和刘合伙欺满他。没把他放在眼里等等。我当时想他发一顿火过去就算了的。谁知他竟为此不上班了。我和姜副厂长几次找他谈话他都不听。后来，建材公司（这时，我厂已划归市经委下的建材管）的潘和谢经理几次上门做工作。他才免强上了班。经过此风波的黑虽然上了班。但此人心胸狭窄，仍存介蒂。
  我说心里话，是不愿意当官的。从参加加工作至今真没操过大心。只想平平安安做好自己的事。但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不能不做。所以，当书记后也是尽量想把厂治理好。不谋私，公平待人。可是砖瓦厂的正式工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农民和家属工转正的家庭妇女。还有一半临时工都是真正的农民和城市的失业者。没文化，素质低。和生产队没两样。经常有这事那事。如工人打车间主任；工人打工人等等。使人头痛。我自认为在厂里和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可以说是关系不错的。但在工作中也难免得罪过人。有些人对我有意见。可以说都不是大问题。和我矛盾突出有两人：崔文强和李治国。这两人都是党员。可是两个蛮不讲理的人。他俩都是因为不讲理，原书记老苏处理了他们。他们一直心怀不满。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过结。可因为我那时是所谓的“二厂长”所以，他们就说我和苏合伙整他们。我怎么给他解释，他们都不信。七九年六月六日晚，崔文强喝醉了酒。回家睡不着，就大骂苏立本，后又到厂里到处找苏，要和苏动武。因苏没住在厂里。他找不到。就大骂不止。他七十多岁的老妈和邻居连哄带骗把他拉回了屋。他妈乘机从外边把门锁上了。他在屋里连他妈也骂。边骂边打破了门上边的望窗玻璃，出了门。拿了一根木棍向我家来了。但他找错了门。把我们住房前一栋住户的门砸开了。一看不是才又找到我家。我听到是他半夜叫门。我没开灯，先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在手。这时我才对他说：“你半夜三更来做什么？你要闹事，我不会给你开门的。这时，厂里也有几个人赶来了。还有他的亲戚也来了。他也可能是酒劲消了一些。他说：“我不闹事，想和你谈谈。”我才开门。坐下后他仍是吵吵闹闹。你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说到厂里说。这时，他妈也去了。她妈和亲戚等人边劝边拉，才把他拉回了厂。我任书记后不久，他就到我办公室东扯西拉说了半天。我才听懂他说的意思是，你当官了，我不犯法你叫我没办法。原来，他是怕我打击报复他。我对他说：“你放心，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你怕我报复你。你放心好了。并给他讲了好多心里话。就是想让他好好干，不要乘酒发疯。可他始终心怀不满。当时，厂里就一台解放车。他是司机。市经委副主任王光恩的儿子跟他学开车。而且是我的前任老苏安排的。不知为什么？两人关系很僵。八三年十二月，王的学徒时间到了。管劳资的要办转正手续。征求他的意见。他就和人家大吵。后来又跑到我办公室说我官官相护。我说：“王兴光是你的徒弟。你只管如实反映他的工作表现就是了。你说这题外话干什么？的  转正是要经过大家讨论才决定得了的呀。不是你一人说了算；也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呀。”他根本不听别人的。只顾自的大吵。再就是八三年春，我为了照顾职工家属就业，极力主张成立了一个五七组。凡是出厂的砖瓦等搬运工作，统一由五七组管。崔文强的汽车承包的当天，他就带了一帮人去拉砖。和五七组发生了冲突。当时由副厂长老姜去解决的。我什么也没说。可到年终结算他的承包费时，他本来是和曹厂长及会计们在算帐。不知为什么？他们谈的吵起了架。他又跑到我那里吵着说：“我今年要到你家过年。你让我吃不上饭。我到你家吃。”他的汽车承包时，我知他对我有意见。我对厂长说：“这个事，你们和他谈。好坏我不插言。”所以，结算时我也是没参加。他总以为我是一把手。是我在背后整他。他对人放话要和我拼命。后来，和他关系好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姚守明知道了。出面做了工作。才没发生什么后果。
  另外一个李治国。我也不清楚他和老苏为什么闹矛盾。他也说我和苏合伙打击报复他。我任书记后，还没回厂正式上班。他就被抽到建委去了。不知为何？他不愿去。想回厂。我回厂后。有一天，他找到我开口就说：“我在厂里碍你什么事了？要抽我出去。”我莫名其妙的问他：“什么意思？”他就说我打击报复他。你再怎么给他解释，都无济于事。
  就是以上种种一些事，使人烦不甚烦。我认为我当了几年书记，要少活几年。为此，我多次对领导说，我不胜任，我愿当办事员。并请建材公司的潘成田和谢志刚二经理到家吃过一顿饭。要求他们把我调走。他们说，要等机会。另外，小妹夫许官成和市纪委副书记盛荗林关系较好。他也对盛谈过此事，要盛帮忙。与此同时，我在八五年初，给市委组织部写了，《请求调动工作的申请》。我说我不适合担任一把手。要求到那个单位搞个安全保卫或者纪检工作就行。
  至到现在，我也不知是以上那个方面起的作用。八五年八月十七号，我和刘时到地区找了建材局、经委、计委。还找了副专员汇报筹款问题。十九号中午回到家，听说建材公司的潘经理已通知抽我外出工作。我下午到建材公司，潘经理正式对我说：“组织部春上就要抽你去整党办工作。我们说你离不开没同意。这是第二次了。你把厂里工作交待一下就行了。”当正式得到这个消息时，首先当然是十二分的从内心感到高兴。因为，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一出去后，是不会再在砖瓦厂受苦受累还受气了。可又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就是灰沙砖工程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领导却调动我的工作。我感到突然。好象是逃兵的感觉。因为，我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想有始有终的做好；半途而废不是我的性格。可又一想，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只能服从上级的安排。我从建材公司出来，直接到组织部，没找到分管此事的王科长。又到了整党办。盛茂林书记说，下星期一来上班就是了。
  二十号上午，我到厂召开了各股股长和各车间主任会议。宣布我外抽工作了。提了几点要求就散会了。然后就收拾了办公桌和在厂值班的床铺。我是决心不再回来了。
  到整党办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纪委明科长等人组成的专案组。进驻市公安局。调查该局副局长姚守明、柳帮富等人的问题。出了两趟差。
  九月七号，组织部又通知到丹江技工学校参加文化补习班。都是各单位没有初中文化的干部。历时四十天。
  十月二十一号回专案组。二十三号，和马克学到襄阳外调。
  二十九号，明科长通知说：“市委杨书记（分管整党办工作的副书记）叫你回厂。”我问：“怎么，我在这干的不好吗？你们不要我，赶我走？”明说：“那可不是。杨书记说是政府市长办公会议上决定的。市长问：“为什么？一砖瓦厂，厂长病了，又把书记也抽走了。赶快让他回去。”一听说叫回厂，我虽然心里非常气愤。但我这人的组织关念还是有的。我想想还是找领导谈谈再说。如果不是厂里变化太大。叫我回去，我还有一种与工人同甘苦共患难的想法。不想让工人们背后说我逃避困难。可在我离厂的两个月里，厂里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离厂的第二天，建材公司到厂宣布：副厂长黑秀安为代理厂长，负责全面工作。黑就大刀阔斧地把厂里五个股的股长换了三个；六个车间主任换了四个。新换的都是他的酒肉朋友。比如生产股长换成了一个木工。大字不识几个，连个生产计划都不会写。具说是因为木匠给他做了一套家具。
  既然有厂长，那为什么又要我回去呢？原因是：这时的黑秀安自己睡在家里，不当厂长了。说到这里顺便说下黑这个人。黑是我当书记后由车间主任提为副厂长的。这个人敢打敢冲，抓生产有股闯劲，特别是搞个突击任务什么的，一定能完成。有次建材的潘经理问我，黑的情况。我给他介绍了。他那时可能是想让黑当厂长。我说：“黑当不了一把手。他的政治水平和文化素质都不行。但当时我没在意。后来我才意思到，抽我走是想让黑上的。经理们可能是又听了别人的话。我分析就是副厂长姜家祥。因姜是建委出来的，和潘、谢是老同事。姜是个老同志，爱管事，爱在同事间说三道四。看问题片面。当然，我也不排除是两位经理有照顾我的意思。黑是为什不干了呢？原因很简单，也很可笑。因为他上任后来了个人事大调动。不几天，这矛盾，那矛盾都相继而出。肯定都要归结到了他的身上。因为他是一把手了。真正使他绝望的是：原来和他关系好的——就是和我和老苏拼命的那个崔文强。起因是崔文强和行政股的干部胡少波不知为什么？发生了矛盾。打了胡家两口子。黑如何公断的，我说不清楚。肯定是说了崔不对。崔是个无理也要狡辩三分的人，不但不听，反而和他大闹了起来。把厂里闹得昏天黑地。就为这，黑睡到了家里不上班了。开始，厂里和建材公司的领导都去做了工作。他都不听。姜家祥上门给他谈心。他说：“谁再叫我当厂长，我日谁的妈！”从此无人再给他作工作了。所以，这时才有了又叫我回厂的事。
  十一月三号，我找到了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胡文贞。我刚开始没说几句话，正好经委主任谢万里也去了。我就把我走后厂里变化情况向他们汇报了。并说，我回去怎么能搞得成？胡市长一再强调：这是市长办公会上决定的。你还是先回去。要服从组织决定。于是，我当时表态说：“那我回去搞不好，你们别怨我。”我当时真有个想法是再回去和工人们同甘苦共患难一番的。可晚上睡到床上想来想去，总感觉不对劲。四五百人的工厂。中层领导已经大换班了。我回去就翻烧饼，再换过来，行吗？岂不更要乱套。这时，刚好因天变凉了。我的风湿关节炎病犯了。我就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我去找过经委的吴孝奎主任（这时谢万里已调安徽老家了。）他说：“你就是不想回砖瓦厂嘛，你安心住院养病，好了再说。”至到十八号，吴通知我到经委，我去后他说：“正式决定你回整党办上班，不回砖瓦厂了。原来准备把你的书记免了。为了保险，暂不免。以后工作定了一起办。你明天就去上班吧。”我说：“我现在直接去整党办算个啥呢？你们是不是应该打个招呼。”于是他派人去了整党办。二十一号，又正式到整党办了。盛茂林书记分配我仍到公安局专案组。到后没多久，又回到纪委和几个同志一起成天去各公社和市直各委、局了解整党中发现的案件情况。
  八六年三月十四号进入市畜牧兽医站办理该站站长张英的行贿案件。该案开始有审计局的吴局长牵头。根据该站会计写信揭发提供的情况。由审计局的老龚、小彭，财政局的小谢等查帐为主；我和农业局的纪检副组长老余外调和给站里职工以及张英本人谈话。后来，审计局和财政局的人都撤回去了。就我和老余先到武汉省畜牧兽医局——张行贿的单位。以及对各公社兽医站都基本上调查了一遍。案件也就进入了尾声。
  七月十六号，市委组织部（86）五十四号文件调我到市物资局任纪检副组长。八月十六号我把所有工作关系转到了物资局。但仍在兽医站上班。至到九月初，市纪委的陈明富去接替的我的工作。二十四号正式到物资局上班。我的人生历史又重新翻开了一页。
  在物资局工作有十一年。这是我轻松自在，而又愉快的岁月。
  我到物资局时，局机关只有二十二人。下辖六个公司，职工总共也才二百多人。纪检工作可想而知，能有多少事做？十一年当中，平均一年没办到一个案件。大部分时间是干的分外事。我经常说：“我是万金油干部。”那有事往那去。上班不久，肖局长就说：“你先到燃料公司去，把公司的整党工作抓一抓。那里问题不少，书记和经理都有些事说不清，党员和职工都不满意。党员登记都过不了关。才调去的经理林家贵，情况也不熟。听说也够呛。你去了解了解，究竟是什么问题？”于是，我就去了燃料公司。该公司是全局最大的单位。有职工、干部八十多人。该公司书记聂纪才是老干部，没文化，倚老卖老，专横跋扈。已到了退休年龄。平时，没人敢说话。整党了，群众就发泄出来了。经理叶恒有，私心大点。群众也不满。多次评议都没过关。所以，新调去了林家贵任经理。林不是党员不说，他一上任，就只找张三或李四的毛病。在他眼里全公司没有几个好人。尤其是机关干部。没多久，他就和不少干部吵过架。我到公司后，首先找了老党员和老干部谈心了解情况。实际上全公司二十几个党员，绝大多数都没有大的原则问题。经理、书记就是工作作风问题；只有两名党员是采购员。有经济问题。需要落实。经过一段工作后，到了党员登记时，却没有书记。局里就让我去任书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市委组织部就下达了任命。十二月二十七号 ，我和聂秉成出差到武汉、郑州、河北邯郸、邢台、保定、山西太原、临汾等地调查落实了徐永群在采购煤炭期间，多开住宿费、重开发票等问题。历时十四天。不久，党员登记工作就结束了。                                                                                                                                                                                                                                                                                                                                                                                            八七年春，燃料公司整党工作结束后，我提出把我的书记免了。安心回局工作。可这时的公司因林家贵和公司干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公司上下搞的一团糟。四月份，局里只好又把林免了。局长给我谈话，让我担任经理。我坚决不同意。但我当时有个想法。是想让副经理马明顺当经理。（他原来也是第一砖瓦厂的供销股副股长）我找马私下谈：“你当经理，我这书记还保留着，我支持你把公司搞好。”可马说：“我也担不起这担子。”因此，局里搞了公开招聘经理。也没成功。最后还是任命朱文吉为经理。此后，我就只是分管燃料工作。有事了，去调查了解处理一下。不再细管了。
  八七年八月抽到盐河区搞集肥工作，一个多月。
  十月初就接着参与了化建公司王中汉在武汉采购橡胶被骗一案。我和曹局长共同协助化建公司经理李玉堂等先到武汉后到广东湛江等地调查追款。此事，陸陸续续搞了几个月。
  在第二次去武汉时，发生了车祸，到阎王殿的路上走了一程又回来了。差点没命了。当时，我家住老广场对面。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按约定的时间在楼下等化建的车。姜军开的北京吉普到我面前停下后，坐在前排的副经理李永胜，开了前门，一只脚已站到了地上说：“你坐前边。”我顺手拉开了后门并说：“我不晕车，我喜欢坐后边。”就上车了。因天还在黑着，上车后就扒到前排椅背上睡着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当时走到什么地点发生的车祸。事后才知就是现在的龙角寺过去和老河口交界处。我们的小车和一辆大解放货车来了个对头撞。当时我一下醒了，第一眼看到的是坐在前排的老李和我成了面对面；可他的眼镜没了。马上就晕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人将我从车上往下拖时，我睜眼看到地上有玻璃碎片。这又是眨眼功夫，又没知觉了。人们是怎么从小车弄到大车上的，我一概不知。直到刚好走到我家楼下，才听到车上人说：“快到了。”我睜眼看到了我家的楼房。这才感到想发恶心，头像要爆炸一样的难受。这时才真正醒过来。事后听当时救援的人说，我们几个人起码晕过去有二十分钟以上。而且还听说，我把前排的椅背给按扒倒在了椅坐上。所以，才使老李撞破了前面的玻璃，又转向了背面。因此，我睜眼的瞬间，看到的是他和我面对面。车上五个人，有三个都不省人事了。只有司机小姜和小杨两人和被撞大货车上的人拦了个货车将我们送进了医院。到医院后司机却晕倒了。经医生检查结果：五人中我是岁数最大，伤的却最轻。只是右胳膊上擦伤了几处皮；大脑也没大问题。最重的是老李伤了腰和眼睛。退休时还拿了个三级残疾证。现在戴一千二百度的眼镜也还认不清路人。医生的解释是：因我当时睡着了，是在不知不觉无意思中受伤，加之前面有老李挡着，没撞着硬东西所致。
  化建的事直到年底才基本结束。过了年就又接着清查金属材料公司的帐目。公司内部有人揭发：公司乱开发票；私设小金库；滥发福利等。八八年二月二十七号正式进入公司。进行了一段工作后，主要是会计们的事了。因为，经查证没有发现公司领导个人的经济问题。私分钱物都是人人有份。直到九月份给主要领导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扣发奖金处理。
  八月二十三号起就又开始了化建公司杨立学购海棉钯受骗的案子。杨和王中汉在洛阳先签定了购铝合同。到提货时，对方说没铝了。经协商对方用海棉钯（航空设备上使用的一种贵重涂料）顶替。4.7公斤价值27万元。结果货的质量不合格。开始是我同彭局长先到洛阳了解了一下情况。后来，公司就向检察院报了案。由人家主抓。虽然我是基本上每次都参加了。只不过起个陪同而已。十月十八号去洛阳，二十六号，去了青海西宁。二十七号在西宁检察院的配合下抓到了李宏彬。只在火车站吃了一碗牛肉面就离开了。二十九号下午回到丹江。
  十一月二十六号又离丹，先到郑州又到鹤壁，再到偃师县，后到洛阳。十二月三号很早就动身到了李峰家。我们骗他说去他公司谈情况。他上车后，我和检察院的小杨就坐到了他的两边。直奔丹江了。
  这次出差在偃师时，我因牙龈发炎，引起全身发烧。牙痛的不能咬东西。每到吃饭时只弄一碗面糊喝。回家后，吃了碗面糊就住进了医院。退烧两天后，就决定把痛苦了几十年的龋齿拔掉。这颗阻生牙医生早就说：“只有拔除，才免得每年发炎疼痛。”因我拔过左边的一颗，知道难受，所以，迟迟没有动。可每年到了春秋季节，就会发炎，疼痛难忍。说是拔牙，实际上根本不是拔，而是护士掌钢钎，医生抡铁锤，一块一块地将牙敲碎。牙根仍留在觜里。虽打了麻药，但每一锤子下去，牙疼处倒没什么感觉。可脑髓里却震动得十分难受。一颗牙敲了三个多小时，中间打了第二次麻药。(二十几岁时，在武汉拔第一颗就是这样，打两次麻药用时三个多小时。）那天，刚好我大妹妹去了。她双手捧着我的头给医生帮忙。
  十二月二十号，我再次同检察院的人一起赴洛阳和偃师等地，最后在洛阳西工区查到了何荣如的地址。二十九号早上到了她家又是骗她上车后，问她情况，她什么也不说。就给她戴上了手铐。直接回丹江了。
  李峰被抓到丹江后，他爱人退了部分钱。才放的人。何荣如到丹没两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来电要求放人。只好放了。后听检察院的人说，她和最高检的检察长是亲戚。海棉钯这笔生意，结果，化建公司亏了好几万才处理了。
  八七年春，局机关和化建、机电公司共同兴建物资仓库和住宅楼。开工前肖局长就分配我去管理。基建工程是四个单元（局一个单元、化建和机电各一个半单元）共六层，其中一楼是仓库。化建抽有赵京合管现场，局里曾方斋管帐目。我是局里有事也要参加。基建几乎是天天都要去现场以及和建筑队打交道。直到八九年四五月份才陸续完工。只剩下与各公司和工程队结算等手续。但又接着建后院的一栋平房。
  八九年九月二十三号，我和雷金明下乡，到武当山镇枊树沟村搞秋播，历时50天。住在一陈姓家中，吃饭是轮流转，一天一家。
  回机关后，十一月十三号就随市法院一起赴河南宝丰县为回收公司追讨购煤被骗的货款。法院最后也搞了个不了了之。公司损失了近十万元。直到九零年，最后给当事人陈书杰、余永明行政处分收了场。
  九零年二月十三日，又和副局长彭太斌下乡，到土台乡搞党员民主评议工作。我们工作组共四人，另有工商局小陈和土台乡干部小王。吃住在乡政府。按市委部署完满完成了任务。在三个来月的时间内，我们基本跑遍了全乡各个村以及乡直单位。五月中旬回的机关。
  十月份又和陈康乐一起到我局当年的扶贫点——三官殿镇阳西沟村搞了一段时间。
  十二月二十五号又和市法院的几人一起去河南宝丰县。为回收公司的煤款问题。先后找了宝丰的公安、法院和政法委。虽然都出面了。可对方公司是一无所有。只答应慢慢还钱。后来，将该公司办公室里的的部分可用的东西拉了一些回丹了。
  我从市第一砖瓦厂调往物资局时是纪检组副组长。工作轻松、清闲自在。我就十分满意了。我根本没想过要官职，要名誉。因为，那时就已过四十五岁了。没想到九一年二月，市委组织部（1991）21号文件任命为组长。给转正了。成了副局级。
  四月十五，市委组织部抽去搞农村基本路线和基层组织建设的两基工作检查验收。全市有好几个组。我和市人大办公室的冯声虎为一组，负责三官殿镇和牛河乡。我是责任人。先检查镇和乡政府和直属单位。然后各乡镇再抽查几个村。两乡镇验收后由我写了验收报告并向组织部作了汇报。
  十二月三号，组织部抽出去浪河镇参加省委在该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二十几个省直机关和院校单位。共一百二十六人。厅级干部三人；处级四十三人。我们市里与省直有垂直领导关系的单位都抽调一名副职参加工作组。一是与他们一同工作；二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省物资厅来了两名副处长和四名干部加上省建筑总公司和武汉工学院三人。分驻钱湾和四道河两个村。杨胜华副处长是钱湾村工作组长，我是副组长。工作组按省委统一布署（省委在四个县的四个乡镇进行试点。）一，宣传发动；二，清理财务；三，落实政策。其中还要为村办实事。计划细化到每一天。时间为半年。物资厅为两个村筹措了十万多元。为钱湾村买了一全套制茶设备；修了一座桥。为四道河村买制茶机器；修了一段公路。尽管九二年二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工作队还是按部就班，完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市物资局和十堰市物资局多次组织各公司给工作组送去鱼肉蔬菜和米面等物资。表示慰问。
  九二年，我现记不起来是几月了，局领导会议上，局长提出让我担任专职副书记。分管机关工作和燃料公司。报王笃荣任纪检组长。不久，市委组织部就批了我的副书记职务，但没免纪检组长一职。组织部支部长说：“副书记是个虚职，所以，没免。”王任副组长。
  我分管机关工作后，首先对机关大院的用水问题来了个彻底解决。因为，原来的物资局大院是一个单位。后来成立了几个公司后，工作分了，生活设施等还和局机关连在一起。比如工作和生活用的水和电。每月由局里先交自来水公司和供电公司。然后再向几个公司收取。局财务科基本上是把所有水费和电费都分摊给了各公司。当时几个公司效益较好。所以，也没在乎这个事。可后来几个月，水费明显太高。公司就有意见。说局里不出水电费，还从中赚钱，太不公平等怨言。原来管机关的曹伟和人家大吵。并拿出水费单据证明。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接手后把前后几个月的数据对比研究后。认定是水管有毛病。就找工人挖地寻找。结果，真是一处水管破漏。每月要漏水几千多立方。与此同时我和各公司协商：为了加强管理。乘此机会分设水表、电表。分散管理。避免了以后再闹矛盾。
  原来的用电和环境卫生以及安全值班等具体问题也是互相牵扯。特别是牵扯到出钱时，都不愿意。后来都慢慢和各公司理清了关系。
  九二年九月到市委党校学习了二十多天。结束时安排外出考察学习。市直部门和乡镇学员各租了一辆中巴车。先到无锡，后到苏州、上海、杭州和景德镇返回。历时八天。其中只在无锡考察了一处开发区。听了有关单位介绍了一下情况外，其余就是游山玩水。
  这次出去，在杭州出了一次洋相。那天到杭州时，天将黑了，汽车停在路边。领队下车找宾馆。我们坐在车上等。全车人有说有笑。我在大笑中不知不觉的一口痰吐出了窗外。正好吐到了一对骑自行车的夫妇身上。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两人大叫：“你下来！”我正要下时，车上的人都说下不得。怕我下去会挨打。我只好在车上说：“对不起！请原谅！”那俩人坚持非要我下去说。我最后下车了。那俩人看的像知识份子。我还是直认错。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下车？”我说：“还不是怕你们打人嘛。”他们说：“你看我们像那种人吗。”这时，我们的人都围上去说好话。那个女说：“就这样算了吗？”我们的人中记不得是谁说的：“老印，给两块钱让人家买块肥皂，回去洗衣服。”我随手掏了三元钱出来。其中一位女同志从我手中拿过去递给那女的了。并连说：“不是故意的嘛！莫生气。”那两人才走了。
  从杭州返回，经过黄山和庐山时，有人要上山玩，有人不愿意。我是属于后者的。后来带队的决定不去。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悔。晚上住景德镇。我们每人都或多或少的买了一两样瓷器。我买了两个花瓶。
  九三年春，开始了房改工作。局机关和各公司都成立了专班。又是我专管。上传下达市委政府的房改精神；仗量房屋面积；张榜公布等具体工作非常复杂。按市里布署，经过了半年多顺利完成了任务。
  五月二十日，由市纪委组织的市直各委局和乡镇纪检书记到深圳参加“全国党建理论研讨班”从襄樊坐飞机到广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当天住在天河那边。晚上由广州警备司令部政委招待了我们。他是我们丹江人。是我们这次领队谢书记爱人的同学。第二天上午，我们坐公交去逛越秀公园。回招待所的公汽上，一个大约十七八岁的男青年站在我右边。开始我还没注意到。不一会，我觉得我的腰间动了一下。我一低头看到了那人的手往回收缩，手上有个小东西晃了一下。我意思到，他是个小偷。我腰间当时系有一个皮钱夹，内装有两千多块钱。我是把钱夹反着穿在皮带上，用皮带压着在。小偷是不可能偷到钱的。我当时想今天你真敢动手，我非抓个现行不可。因为，我们同行有十几人。不怕他还有同伙。他后来，可能意思到我有了警觉。他挤到车门口去了。下了汽车，我就高兴说：“我今天，差点抓住小偷了。”我这一说，老营的张长喜书记说：“啊！我口袋的五块钱没见了。”等我高高兴兴回到招待所，脱了衬衫，低头看到了我裤子上装手表的口袋处，被刀划了一条约半寸长的一道口子。这时，才知道当时我看到他手一晃，那是剃刀片。说明他已经动手了。
  二十三号正式开班。直到六月一号结束。每天上午，有领导或者专家讲课。下午讨论。中间有几天外出参观了蛇口的海上乐园；植物园；还到澳门珠海玩了一趟。返程时，带队的市纪委谢副书记直言说：“我们这次学习是一个方面；主要还是借此机会让同志们顺便跑跑玩玩。大部分是老同志，出来一趟不容易。”并征求大家意见到那玩？有的说从廈门—庐山—武汉走东线；有说西线桂林的。结果大家同意走西线。从深圳坐飞机到桂林玩了一天，再坐火车到张家界；后到了宜昌；参观了葛州坝；又朔江而上游玩了小三峡。才回到丹江。
  九四年十一月中旬，进市委党校参加科级干部轮训班。学了半个月。
  九五年四月八日，金荣华调任物资局局长。五月五号会上，金局长决定我只管党务和燃料公司。不再管机工作了。我又一身轻松了。
  九六年，过了年，局里就决定我参加市计委的驻农村小康工作队。计委的章科长、物阶局的小潘、统计局的小艾共四人。计委指定我担任队长。我说让章担任。没同意。三月八号，参加市直小康工作队培训。二十号，正式进了六里坪镇双塘村。开始了一年的驻队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基本熟悉了该大队全面情况。我就为工作队制定了工作计划；给队员作了明确分工。除了全面帮助该村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外。我们四个队员。每人还包一户困难户。力争该户早日脱贫。在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计委筹措了五万元现款为村里办了几件实事。年底，全村的各项任务指标都完满超额完成了任务。我为我负责的困难户筹措了五百元现金让他们买了一批银杏和桔子树苗。另外，我们进村不久，在一组发现了两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路边放牛。走近身边时，看到两人长的很漂亮，可头上生满瘌痢。我专门找到组长问了情况。他说：“现在没药治。”又说：“那家无钱买药。”我回丹江后就跑到皮康所找医生。并用我们下乡的伙食费买了足够治好两女孩头上瘌痢病的药。送到了两姑娘家。她们吃了两个疗程，不到一个月瘌痢病就全好了。头发也长起来了。家长对我们十分感激。邻村一位妇女听说了，也专门跑去找我说：她家的小孩，也患有此病。让我帮她买药。我也帮她买了。
  这一年的驻队工作，并不是天天在村里。但每月都会下去一段时间。回到局里仍然有事就做。年终市里还给我评了个先进。
  这年的十月下旬，我到双塘村去了几天。回机关后，看到了市委文件‘关于精减市直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办法’而且前几天在市委小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文件内容是年满五十五周岁，工龄三十年的愿意退休的可申请。给增加两级工资和工龄算至六十岁。我看罢文件考虑再三。我决定响应市委号召，提前退休。于是，我让管劳资的王篤荣给我算算，退休后能拿多少工资？她算后说比现在少十几块钱。我想在家玩着，才少十几元钱这划算。于是，我就提笔写了退休申请。交给了人秘科。
  九七年二月十九，我正式看到了：丹组（1997）14号《关于印毅同志提前退休的通知》“市物资局党委：市委同意印毅同志提前退休。免去其市物资局纪检组长、副书记职务。请按有关政策落实退休待遇。中共丹江口市委组织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实际上在这之前的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号，市人事局也下文：经审查同意该同志退休。退休费从九六年十二月起计发。当时各项工资总额：636.10元。
  我的退休文件是和新任局长孙国林的任命一起宣布的。会后，我就向王篤荣副组长交接了工作。收拾了办公室。彻底离开了工作岗位。成了真正的退休干部——无业市民。

  十一，安逸的退休生活
  不少人退休后说：突然不工作了感到空空荡荡。失落无助。无聊至极。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真正的感到是一身轻松。那时还不会玩电脑。但订有《楚天都市报》每天除了锻炼身体，帮忙老伴做点家务外。就是看书看报。很自在充实。
  九七年下半年，我们的老乡原来的邻居徐元忠，得知我退休在家。就找上门要我给他帮忙。因为他准备在丹江大坝渡口上成立一个柑橘销售公司。八月中旬，他开始挖地磅基础。我就到位了。帮他监工、跑材料等。后又为成立公司跑市政府、工商局等。至到公司运作。柑橘业务于次年一月结束。我才离开。中间大忙时还让我老伴去帮了两个月的忙。当时，徐说每月给我们450元工资。后来只给了一千元。余下的至今也未兑现。
  九八年秋，当时。我们女婿周涛自己做生意，开了一个门市部经营印刷器材业务。有时他有事，就让我或老伴去帮忙看店。门店隔壁是一家音像蝶子店。当时要转让。我觉得我们没事。又能帮周。一举两得。就说服老伴把该店接下来。学学做生意。得到了老伴的同意。谁知接下几天就后悔了。原因是，有了店。每天上午我去看店。老伴买菜做饭。饭好后她先吃罢，去接班。我和儿子回家吃饭。我午休后再去接班。晚饭也是如此。晚上小店开门到九点钟。儿子就睡那里看门。这样，搞的我们一家三口吃饭也吃不到起。忙的日夜不安。而且小店并不是生意很好。于是搞了半月时，我就在门上贴出了“此店转让”。正好在经营到一个月的时间，有人接手了。从那以后，我就说：“现在有退休金，够吃够喝够穿了。再不想做这做那了。”安心顺心与事无争的过好每一天。每天除了和老伴散步逛街、买菜、看电视外。大多时间是看报纸。当天的《楚天都市报》，除了广告外，几乎把所有版面的内容都要浏览一遍。这期间，写了《我记忆中的土改运动》、《大跃进见闻》和《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回忆》。在1999年出版的《丹江口市文史资料》第五辑上登载。
  九九年秋装修了住房。
  2000年，因姑娘们两口去了广东打工。外孙女留在我们家上幼儿园。暑假去了东莞。八月中旬，他们非要让我们一是去接小孩；二是叫去旅游。于是，我与老伴以及大妹妹印金风决定同行。女儿在电话中说一定要买卧铺。我想：“现在又不是旅游旺季。我们何不坐硬座，可节约点钱？”谁知，几年没出过远门，不知行情。在火车上连续发生了三起可以说是事故又是笑话的事情：
  一是，列车到了岳阳站，因天热，车窗都是敞开的。我和妹妹靠窗坐的。这时一男子手扒到我们的窗边，头伸老长对着车内大声喊了一声。也不知叫的什么？然后就离开了。我们以为他在找人，也没在意。当车正要启动时，他又来了，仍和前次一样大叫了一声。我们同时扭头向车内看时，只听妹妹大叫说：“妈的X，摸我脸干啥？”我们都还在疑惑不解时。妹妹才发觉那人把她的金耳环拉去了一支。我才晓得那是强盗。我立即站起来大声喊：“警察！有强盗。”这时，列车已经启动了。那坏蛋慢悠悠地走到了站边处几个同伙那里。我看了看站台上，一个警察也没有。
  二是，我们在丹江也没买车票。谁知到了襄樊买票时却告知：只有站票，没有座位。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购了站票。在上车前，站里有人告诉说：可掏五元钱买一张提前进站的票。从宜昌发车时，列车前二列车箱是空的。我们就提前进站了。并抢到了座位。可是没座位的人太别多，三人座位挤四人，两人的坐三人；地上过道全是站着或坐着的人。中午，上车前买的饮料到天黑时已喝完了。车上也没开水供应。十点来钟，有人说前面车箱有开水了。我就拿了两个杯子去打水。因为走道里坐的都是人。行走起来十分艰难。我只能两手举着杯子慢慢往前走。当我走到第二个车箱中间时，我突然想起我们的车票在我裤袋里，我就腾出左手一摸。才知糟了！车票被偷了。因为是夏天，我穿的是一条刚过膝盖的半截裤。左右腿上都有一个小口袋。在座位上时，老伴坐在窗边，我是坐在她右边靠过道的。当时，车票装在右边。我为了安全，特地转到了左边。听说有开水，我急着就拿上杯子走了。忽略了车票的事。在人缝里挤着走的过程中，被坐在地上的小偷摸走了。我立即去找乘务员，我说我们的车票被盗了。问她：“怎么办？”她态度十分坏说：“怎么办？补票！”我说：“怎么补？”她不奈烦的说：“从起点站补。”我见她态度坏。就没再多说了。就到车箱另一头的乘务员室。那是个男乘务员。我一说我的票被偷了。他很和气说：“按规定你是应该从起点站补票的。但也可以只补一站的票你们能出站就可以了。可我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找列车长才行。”我就准备去找列车长。可半夜里，从座位车箱到卧铺车箱之间的门是锁着的。只好等天亮了。天亮后，刚好乘警到了我们车箱。我就拉他坐到我的位置上，向他报告说：“我们的车票被盗了。”我并把我的工作证给他看。他看了看我们三人说：“一看你们，就知道你们不是说慌的人。没问题。”可他又没说，究竟怎么办？就走了。也是在天亮之前我和挤在我们一起的，又是老乡的一位姑娘商量：让他先出站，然后把她和同行的哥哥的票收起来，再递给我们。她答应了。所以，我也没再去找列车长。谁知天亮后，那姑娘说：她哥哥不同意帮我们。这时，边上的一个郧县姑娘主动说：“我们一路好几人。我给你们收三张票。”我们当时就非常感激。老伴和妹妹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同时也心中有底了。
  车到广州站后那姑娘们前头排队出站。我本来想到时只到大门边上等就行了的。这时老伴摧说：“你先去前边等。”于是，我走到门口，因为空手，我乘机溜出了站。到处找那姑娘，却没见人影。我一望站内的旅客很少了。老伴们已接近出站口不远了。我急了一头汗水。这时看到一名警察坐在边上。我急中生智。走到他面前大声说：“糟了，我们的车票在老乡身上。他出站了。这可咋办？”他忽一下站起了身。望了我一眼，说了两句什么话。我也没听懂。他就把目光转向了人群。我估计他也根本没听清我说的话。这时老伴们已快到门口了。我就示意她们从警察身后的过道出站。这时，那警察也不知为什么？不管我。往前出门了。老伴和妹妹也迅速出了站。我们才如释重负。
  三是，车到广东境内，已是上午九点来钟了。这时从后车箱来了三个人。叫到：“水、水”。不少人都以为是乘务员送开水来了，纷纷拿出杯子等待。我拿起杯子正在看我杯里的茶叶如何处理时，那人一下夺过杯子，顺手把茶叶倒在了地上。又很快倒满了他水壶里的水。我一看不是白开水，而是黄色的饮料。我才知遇上强买强卖的坏蛋了。三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一人开路吆喝，一人倒水，一人收钱。我只好笑着问多少钱？那人答十块只收九块。老伴也怕闹事，就给了钱。
  在东莞深圳玩了一多星期。回程时，我说再不节约了。可小孩要上学，时间紧迫，还是没买到卧铺。只好买空调坐票回来的。这以后，近十年，来回去广东。都是买好卧铺才成行。
  2004年冬，女婿们在佛山买了房。把外孙女也接去上学了。我们儿子原来的单位：市地方建设投资公司也破产了。也去了广州打工。05年4月下旬我们老两口去了佛山。本打算只玩半月就回家的。这时，女婿们已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地点在中山市的东升镇。于是，我们只得留在佛山照顾外孙女上学。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南北跑。为铁路上做了不少贡献。
  说到这还要说说06年，在襄阳火车站的黑色十几分钟。暑假期间，我们领外孙女回了丹江。八月底，要开学了，却没买到卧铺票。闫传喜托人保证到襄阳站能办理。于是，我们到了襄樊。闫请的帮忙人在开车前半小时到了车站。他说已经和车上的乘务员联系好了。上车拿票。我正在和那人（至今我也不知他姓名）交谈。外孙女在旁边吃香蕉。我们都看着她去离我们约十五米远的垃圾箱丢香蕉皮。恰在这时，广播响了：开往广州的车开始检票。哄的一下全候车室的人都站起了身。我们这时再看她时，却没了她的身影。我立即四处寻找，站在人群外边大声喊，也没回应。找遍了候车大厅也没找到。就到播音室求助。因为正在进站，几千人的大厅人声吵杂。根本无法听清。我几次跑出站，楼上楼下找。都无果。老伴又要照看行李。她在原地急的大哭：“把人家孩子丢了，这可咋办？怎么向人家交待呀！”我是连跑带急浑身衣服都湿透了。我一边安慰老伴，一边和她说，我们只好退票了。我又走到剪票员跟前，请她们注意，要是看到有小女孩帮忙拦下。就在这时，外孙女出现在了剪票口。我上前就踢了她一脚。同时，心也放下了。原来她听到进站的广播后，直接钻进了人群中间。说是排队进站。那大约二十分钟，使人终身难忘。提人带小孩之乐之苦之责真是难以诉说。
  还有一次，是2014年7月，我和老伴带小孙子回丹。因为，多年时间经常南北跑，熟悉路线和怎么乘车。开头几次都是女婿开车到广州站接。后来我们再去时就不让他们接。直截坐地铁到南站，然后转乘轻轨就到中山北站了。到家很近。这次回丹前，询问离我们住地附近的汽车站，说是有直接开往广州站的车。我们认为可以不转车，很方便。就买了票。我们的火车是当天晚七点。汽车站的人说不到两小时便可到达。所以，我们买了两点半的汽车票。心想，最晚五点多就可到火车站的。下午，我们提前去了汽车站。至到三点多应该从中山总站发出的车却没到。站上工作员解释是马上就到。可已四点多了也没见车的影子。我们只好退票，让姑娘开车直接送我们到广州。可她说她对广州市区的道路不熟。只好又给儿子打电话来开车。在临走时，我对和我们一起等车的一个山西小伙说：“来吧，坐我们的车一起走。我们也算是同舟共济了。”可当从中山上高速时，又遇堵车。我说今天怕是赶不上火车了。幸好不久就畅通了。可一看时间已五点过了。儿子说，不要紧，我把车开到坑口。坐地铁。儿子把车停在那里。坐上了地铁。紧张地进了广州站。那里已经在检票进站了。那个山西小伙子说他的车次已进站完了。就匆匆跑了。我们晚饭也没顾上吃。出门在外，真的不知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使人始料不及。
  退休这些年里，还做了一件关于印氏家族续谱的事。在退休以前，那次印龙结婚。在饭店一桌刚好坐了当时丹江所有辈份的六辈人。在惊喜之余，大家就谈到：丹江印氏的谱序没有了。应该再续才行。当时在座的传春对我说：“你德高望重。可带头修新谱。”我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也根本没有多加考虑。至到退休后的1998年时，因没有工作上的事了。有次夜晚睡醒后，没有睡意。想这想那，想到了这个事。于是，就先和大哥金绂谈，又找国成、传春等。后又到浪河约国栋、国宝、国忠、国柱、国锡等人在国柱家开了一个会。大家都很赞同，并确定成立了续谱小组成员及收费等。这才正式开始了丹江印氏的续谱工作。实际做工作的只有我一人。我似定了表格，请人打印后分发到户。回收整理后再拿到金绂、国栋等家里让他们看后才定稿。然后找印刷厂印刷成册。有了丹江印氏第一个简单家谱。
  2009年，湖北省税务厅副处长印成雄来丹江检查工作。市委书记彭承波接待。当彭听说他姓印时，就说：我们这也有个姓印的。并当即打电话把时任市接待办副主任的印传春叫去陪同了。成雄后来把传春的电话告诉了仙桃印氏理事会理事长印成炎。2010年，成炎先和印传春取得了联系。因电话联系不方便。传春说他对电脑不精通，加上工作忙。要我和成炎联系。这样，我就和成炎在网上开始了互通情况。他认为我们这里的印氏就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八世祖印世楚的后代。我说，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文字依据。再就是丹江口的印勇毅，在汉阳行医，开设有一所医疗门珍部。他女儿生日，在饭店设宴。当时在武汉空军某部任后勤股长的印军也在此处就餐。当他看到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有：“祝印昕日快乐！”时，就问，谁姓印？这样他和勇毅认识了。印军也把勇毅介绍给了成炎。2011年四月3日，成炎、保宏、保星、保华坐印勇毅的车来了丹江。我和传春、许官成接待。在晚餐中和餐后基本商定从“保”字辈衔接。第二天一行到浪河看了老屋场，看望了国栋。中午国栋让保超招待。其间和保安、保锋等通报了两地统派合谱的有关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尤其是坐在轮椅上的国栋极力支持。更坚定了我们的决心。从此，开始了和仙桃合谱的一系列工作。
  2011年6月24日，我们丹江续谱基本表和谱费基本收齐。应成炎多次邀请，我和国忠、宝超及传春一家三口第一次赴仙桃省亲。进一步对统派合谱事宜达成了共认。
  2019年春，新谱出版。清明节，鄂赣皖印氏宗族理事会在仙桃进行了隆重的祭祖及颁谱大会。宣告续谱工作顺利结束。
  2019年3月底，我的休闲之作《拂去尘封的案宗》（原拟书名为（文革时期刑案辑录）后听朋友建议所改）正式出版了。也算是完成了我近十年的心血和心愿。就算是我为小孙子留下的一点精神财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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